《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考察中国文言小说的历史发展进程，选取了“审美”这一特殊维度，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复杂的文言小说发展历史自成有机体系。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学者所公认，但陈文新先生认为繁杂的文言小说其实“文各有体”，不同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特质。以“辨体”为研究路径，陈先生不仅提出了文言小说的分类构想，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不同的文言小说类型的不同审美特征，而且还沿波讨源，展示了各种不同类型文言小说的发展流变。

    《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则更加关注各类型小说的不同特征，更加关注有代表性的重要小说的独特个性和共性。通过个体解剖或类型归纳，努力发掘和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传统。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显示出清晰可辨的三条线索——史部叙事传统（重叙事）、子部叙事传统（重议论）、集部叙事传统（重辞章）。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讨论明代诗学的相关重要问题，既有史实钩稽，更有理论思辨。陈先生研究诗学不局限于文学视野，从哲学流变和思想文化背景看明代诗学，清理出了明代诗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第一部系统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理论的著作，研究视野宏阔，在诗、文、小说等多方面进行了细致梳理，提出了文学流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统系意识、风格意识、盟主意识等核心概念，并进行了深入阐发，力图在流派纷呈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

    中国文学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典籍，庞杂浩繁。陈先生的研究，不囿于诗、文、小说哪一种专门体裁，也不囿于某一个特定朝代，在研究过程中凡思想和视野所及，均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在陈先生这里，文学是一个整体存在，绝不因为人为的体裁分类、时代划分而局限自己的思考或降低探究的热情。

    更重要的是，作者研究文学而不拘泥于文学，总能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文学问题。一方面，陈先生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背景来考察特定时期文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更使对文学思想的认识有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陈先生对具体文学作品和文学派制的研究时，总能注意形而上的“类”的意义。

    “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偏于阐释，但也重视史料的搜罗与整理。在史料清理和学术立场的关系问题上，陈先生认为，不能满足于站在自己的某种学术立场“选择”史实意味着有轻重之别，虽强调学者的主观意志，但可能失于偏颇；“沟通”史实，而应该结合一定的学术立场“疏通”史实与史实之间的联系。史料是客观存在，“选择”史实则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以及设身处境地体会和理解，这样史料的意义以及学者的思考才能共同凸现。可以看到，在“古典文学论著四种”中，作者努力实践的，正是后者。

    虽然“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均是偏重于阐述或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但在阅读中，从来不会有丝毫的艰深晦涩之感。在陈先生这里，理论的总结和阐述，总根植于生动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经过梳理，总能构建成我们可能从未发现过的有机体系。在陈先生的著作里，中国文学就正如万花筒里的五光十色，轻轻旋动，就成了一道又一道绚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