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对于李鸿章这个百年来“第一卖国贼”聚讼纷纭且难有定论，但是，先前那些灌输给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却不妨一一抛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先生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或将帮助读者对李鸿章形成比较可靠的认识。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正如雷颐所云，奏折是最危险也是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大都写得冠冕堂皇，而实际上，却潜藏着很深的玄机。在本书中，雷颐对于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有着深刻的观察：“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李鸿章的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这个帝国的改革，但是，他终究“不敢破格”；在外交上，他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人皆欲杀”。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着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写出了《李鸿章传》，梁启超以为，李鸿章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向西方学习，始终只停留在看得见的器物层面上。对于一座即将倾塌的帝国大厦，李鸿章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让其苟延残喘。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梁启超看李鸿章可谓入木三分，今人看梁启超本人又何尝没有诟病之处？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体只能审时度势，做在当时能够做到的事。设若李鸿章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让清廷放弃专制，恐怕早就不容于慈禧。辛亥革命的爆发，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权力和利益所致。孙文起初对朝廷抱有幻想，其后却成为革命者，也正是看到了一个专制、腐朽的帝国已经没有可能自发性改革。

　　此外，从《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我们看到，精明干练的李鸿章在晚清官场游戏中将权谋之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为现代读者，我可以理解他的不得不为。但是，这套东西到现在仍未绝迹，甚至被相当多的官员当作必学的秘笈。这一点让我十分好奇：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