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

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他就是先父章乃器的老友张申府先生。

　  坐拥书城：怡然相忘于历史

1923年德国柏林。左一为张申府，左三为周恩来。

　　我初识申府先生已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一天下午，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29号，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儒雅、恬淡，是我对老人的第一印象。他端坐在书桌前一张旧转椅里，一头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着，虽然多年没有教书，但仍保持着教授风度。书桌上堆满了书，周围的空间大部分也被书籍占据，其中主要是线装书，还有一些硬皮的外文旧书。房子古老而结实，但多年没有修缮，堆积着一层尘垢，所有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整个环境的色调趋于灰褐色，很符合他的“出土文物”身份。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一度成为他家的常客。

　　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但他从不为追忆某件事而冥思苦想，而是一切随缘。

　　申府先生那时已年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于是提出想看看老人的日记，结果大失所望。他的日记写得极其简单，比如抗战期间在重庆的日记，往往是某月某日，过江，买烧饼一枚，用钱若干。我怀疑这中间或许有什么隐语，因为那正是救国会和其他党派筹划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时期，但老人却什么都记不得了。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为此我曾提醒李健生先生：“申府先生的回忆录动手太晚，有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您得趁记忆力还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李先生说：“我是要写的。”但她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活动太多，辞世后留下的回忆录也像《所忆》一样，只是薄薄的一册。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五四”人物：过从于师友之间

 　  申府先生回首往事，谈自己少，谈朋友多。而他当年的这些老朋友，虽然后来政治倾向不一，甚至不乏“过而不当”者，却几乎个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

　　“民国五年（1916年）我因同窗好友郭仁林与李大钊的同乡关系，结识了从日本回来的李先生。记得李先生曾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湖广会馆邀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张继、李石曾（可能还有吴稚晖）等在会馆演讲，其中蔡先生口才最好，不紧不慢，抑扬顿挫。

　　当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都是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蔡先生在民国六年出掌北大，请章行严（士钊）做教授及图书馆主任，章让主任一职于李大钊。我认识行严先生可能是因为蔡元培介绍。此前章主编的《甲寅日刊》上登过我一篇讨论青年问题的长文，因此他已知道我。我曾请行严看文章，并送书给他看。

　　这时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常去李处闲谈，我亦与之熟识了。后一同办《每周评论》。陈独秀对我影响较大。陈有一次散发传单被捕，关在警察厅，半月后获释，我们一起到他家欢迎。

　　我认识鲁迅是在北大二院（北河沿）开大会时，和周作人也很熟，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很多信。高长虹也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我已在北大任讲师。我和顾颉刚的宿舍毗邻。

　　我认识罗家伦、傅斯年时候已在北大任助教，在图书馆主任室中常常遇见他俩。‘五四’前某日，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又碰到他们，这样就认识了。两人对我说：我们原来以为您是教授。他们办了《新潮》杂志，社址就设在主任室北边的一个房间。傅孟真（斯年）和我意见相左，争论很多。他不同意我的激进观点，曾多次通信作激烈的争论。‘五四’那天下午，我和李大钊在主任室闲谈，罗家伦跳进来说：我们把赵家楼烧了，傅斯年鞋掉了一只。刘清扬被捕。

　 ‘五四’前刘清扬常来图书馆，李大钊也常去天津，与之结识。天津学生是刘带头的。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茗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

    建党退党：从革命回归学术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表全国学联到南洋募捐，刘在严氏小学任教，张当时是北大学生。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党员，还有施存统（复亮）、沈雁冰、陈望道、杨明轩等。

　　11月间申府先生随同蔡元培先生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留学生李光宇、徐彦之、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等。年底抵达法国，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安定下来之后，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清华任教时的张申府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关于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申府先生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等发生冲突。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申府先生回忆说：“‘四大’时在楼上开会，我住楼下。退党的话是在上海说的，退党是在北京退的。赵世炎曾多次劝我勿退。”

　　“民国十四年我因章行严关系入教育部任编审委员，李大钊反对说：‘人家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去做官？’当时我已表明要退党，章行严则对我说，编审不算做官。”

　　关于“四大”上的争论，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还记述了申府先生的一段话：“我当时怒不可遏，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我，跟我说他赞同我的观点，但请求我不要脱离党。以后几个月在北京，赵世炎设法改变我的主意，但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而刘清扬当时则继续留在党内。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中共建党时的大知识分子，除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外，其他人如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等，也与申府先生一样，先后脱离党派关系，走上学术道路。他们所创建的事业，是由一批较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完成的。这种历史现象很值得研究。

　　国难深重：参政迎头遭“尚黑”

　　经过近十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随着华北危局的日益严重，申府先生开始从学术重归政治。他始终认为：“变动时代的人，如要能生存，最必须是能战斗的。不管这个战斗是马克思列宁所说也罢，还是罗曼罗兰所说也罢。”

　　1935年冬，他参与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他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老先生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和学生同吃同住，每日黎明训话；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事事要作主，常常违反组织原则，不经党代表廖仲恺同意，就独自签署布告。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有一段逸事：某日参政会座谈，他发议论说，中国的事情都是被“党”搞坏的，因为“”字就是“尚黑”。此言一出，各位在党的参政员都有些不自在，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们则面有德色。此事见诸报端后，流传甚广。

　　他早年曾说：“你如不信奉掌权者的教条，立时且永远会给你以经济的迫害。而未获得政治经济权力者之布教，便设下种种骂名，使你开口不能。”申府先生自认是个“宁折不弯”之人，这两种报复他后来都尝到了。

　　党派联合，开除盟籍

　　民主宪政，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想，至今仍未放弃。申府先生抗战期间即在重庆从事民主运动。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当时经常召开的“宪政座谈会”，会务例由申府先生一人办理。

　　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三党三派的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酝酿实行联合，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方面”的政党。参与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等人。11月23日，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正式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

　　随着抗战胜利，申府先生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他拒绝参加，决定由南京重返北平。老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时住蓝家庄，离梅园新村很近，几乎天天和周恩来见面。周问我，你回北平干什么？我说，要办个研究所。周说，经费怎么办？我答，自己筹备。周代表中共每月送我二百元。两月后因开战中止。周在最后（伪国大开会前）还问我，是否一定会破裂？”

　　申府先生回北平后，国共内战爆发，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19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被摘掉。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对于革命，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迷恋现实，必无革命之可说。脱离现实，革命也必失其根据。”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19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惟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

　　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曾认为：“革命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

       　　（摘自《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