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德同志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同时也是一位执著的美学研究者。而今,他将自己近半个世纪陆续写成的300篇各类文章汇集成册,冠以《美的哲学》之名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也是山西文化建设的一种展示,一次积累。

　　《美的哲学》虽然篇目林林总总,内容诸象纷纭,但其所有篇章的题旨要义和价值追索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美”的探求、发现和萃集,对审美的认知、确证与践行。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富潜在力和社会性的文化视点。

　　在这个视点下,有着挖掘不尽的思想铀质和精神宝藏。因为“美”、“审美”、“发现美”和“追求美”,从来就是一个最具社会性和人伦性的学术亮点,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归于秩序的肇始原因与重要标志。人之所以为人者,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人有爱美之心和对美的祈愿与追求;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一个同样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它无时不在受到美学法则和审美价值的驭驱和衡度。人和人类社会,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其实都是在按照美的规律和审美原则做人、处事、论道和创世的。人和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这样;反之,人和社会越是这样,其文明的程度也就会越提升、越纯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美与审美活动,都是正常的人性的本质体现。人在劳动中创造了美,所以美便与人的本性和人的生活同在。他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这就是说,按照美的规律来不断完善自身和创造新的生活,对人类来说乃是带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性的。不论美与审美,都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文明的表现,都是一种对生活的信念和对理想的追求,都是一种对高兴情操的寄予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同时也都是人性本质的自然流露和实践印证。马克思所说的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实际上也就是人对世界的审美认识、审美把握和审美追求。

　　《美的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对美的范畴和审美对象的拓展与泛化。其直接表现就是作者更多地是从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发现美学命题,设置审美对象,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使美学实践化,使实践美学化,使审美广义化。这无疑是扩大美学社会效应和发挥审美实践功能的有效方法。作者写“莲”、写“善”、写音乐、写科技、写艺术、写历史、写文明、写领袖、写爱情、写法制、写农业、写风景、写人物、写生命、写事件,甚至即使是在思古、怀人、议政、颂德的过程中,也不忘时时构建时代之美赋予其以美感,处处施予其以美论,自觉地将美的理想与所有的人伦事物紧紧联系起来,并从美学的角度和审美的高度加以全方位、大幅度的思想映射与学术观照。

　　这种对美学范畴和审美活动的拓展与泛化,未必就是对美学范畴的淡出和对审美活动的稀释。关键在于作者在实际切入与具体行文中是否做到了恰到好处和浑然一体。我认为作者大体上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对美学范畴的拓展和对审美活动的泛化,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讲,不仅是应当允许的,而且是应当肯定的。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对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范畴和审美活动的否定与排斥,而只是说它们乃各呈殊态、各显千秋吧?因为美学这门学科向来就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和伸缩性。我们说“美学”就像我们说文化一样,它的对象和内涵可以是很小的,但也可以是很大的,甚至它的概念和定义也可以容许以多种话语进行不同的叙述和诉述。“美”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高度和一致和广泛认同的答案。有人说美是崇高,有人说美是和谐;有人说劳动产生美;有人说美形成于仁爱,有人说美形成于自然;有人说美在于理想,有人说美在于朦胧。应当说这些认识都有道理。其实,西方美学思想与东方美学思想从来就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古代美学所尊崇的“中庸”、“和悦”、“神韵”、“谐趣”,孔子所提倡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弟子所应和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等,就与荷马、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多有歧义。即使是在现代美学中,宗白华、朱光潜、王朝闻、蔡仪的思想与理论,也与茵格尔顿、达加默、伊瑟尔和姚斯等人的思想与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它们却都有存在价值。因为它们是在各展其据、各阐其理的。尽管它们各自在美学概念的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大体上趋同的,即向往和追求真、善、美。这正如《毛诗序》所讲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与元九书》所讲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一样,在不同的语词中所包含着的却是相同的语义。

　　18世纪时,人们认为“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19世纪时,人们认为“美学是心理学、文艺学和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到了20世纪,人们又认为“美学是一门研究与艺术有关的种种哲学问题的松散的学科”。从美学定义的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美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认识也在不断深经。这既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在所有学科中历史最为久远的美学却偏偏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趋同的统一定义呢?这恰恰说明这个学科的潜在实力和发展可能最大。不是吗?仅以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而论,就有存在主义美学、技术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接受主义美学、符号美学、解释学美学、神话原型批评学美学、达达主义美学、印象派美学、超现实主义美学、写实主义美学、野兽派美学、格式塔美学等等。这种现象,说明美学的可塑性很强,其发展的空间也很大。由此所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作为旨在构建先进文化的我们,面对茫茫的美学大海,究竟应当朝着哪座灯塔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朝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灯塔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做出这种选择,并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信仰上的原因,更根本、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无与伦比地代表了美学的核心本质和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是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其立论之基础的,而且是以现实主义和社会实践作为其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帆樯与动力的。

　　屈原在《天问》中曾发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上考之”的询问,《美的哲学》一书,使我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应当首先由我们山西来回答。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美学的发轫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要早得多。

　　远在洪荒时期,美学就已经与我们的祖先相偕为伴了。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形态就出现在我们山西。如《吕氏春秋·古乐篇》有云,早在尧、舜时代,就“以麋冒缶而鼓之……以致舞百兽”。《尚书·舜典》中亦云,尧舜时“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而据考证,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就已经出现了“俳估”。这说明,从尧、舜所处的酋邦时代至春秋之初开始,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已经产生了歌、舞和戏曲这些美学的基本形态。这同时说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山西人就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美学创造与审美活动。面对山西灿烂的古代文明,孰骄傲?孰愧赧?当何乎?(本文是作者为《美的哲学》一书所作的序言,本报有删节;该书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