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

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从完全正确地理解了它的年轻人口中讲出来时，总没有在阅历极深的成年人心中所具有的那种含义和广度 ，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全部力量。

　　阅读学术方法论方面的书籍，读者很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感觉，即这类著作虽然数量众多，却大都像是年轻人讲格言；道理尽管都对，但缺乏深厚的力道。相对来讲，人们似乎更喜欢倾听那些浸透着生命体验和丰富阅历的老师宿儒之言。

　　可是，一旦听到老师宿儒之言，有些人可能又会产生另一种相反的感觉，即觉得老先生所言不过尔尔，既不新奇，也不深刻。有这种感觉的读者，或许忽略了老先生平实话语背后的丰富积淀和生命体验。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就是公认的老师宿儒，这部《为学十六法》就是一部浸透着生命体验和丰富阅历的老师宿儒之言。全书按类别划分为16个部分，不过20万字。短短的篇幅，配合着似乎并不深奥的学理，很可能会让某些不了解老先生的人轻忽它。其实，这是一部并不容易读懂读透的书。

　　吕先生一生出版著作近千万字，其中包括两部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八部专史，此外还有多种杂著。著述如此丰硕，置诸近代学林，也属罕见了。眼前这部小书，是从千万字中挑选出来的。它将视角集中在治学方法，汇集成一部小小的集子；文字虽少，背后却有着千万言的支撑，代表着一代大师的学术方法论和治学心得。

　　还记得许多年前，读到老先生的《论学集林》一书，当时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即吕思勉的思想非常开明而通达。比如书中一篇《小说丛话》写道，小说具有史书不具备的某些长处，因为史书记载史事往往比较简略，小说却情景逼真，可以弥补史书的缺漏。如此肯定小说的正面功用，堪与晚清时期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小说界革命理论相视一笑了。当然，老先生终归以史学为本位，对文学一类“荒诞不经之言”并不首肯。后来，他甚至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史学与文学纯系两事；史学中主观的成分越少，史学就越进步。可是，老先生毕竟认为，史家应该对文学有所了解；“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旨能够领略”。

　　读过《为学十六法》，我益加坚信，吕先生终生不变的思想特征，就是开明通达。像他这样15岁做秀才、一辈子与古书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被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思想僵化，迂腐守旧。其实，老先生向来反对开倒车，反对抱残守缺，厌恶复古主义。他甚至认为，读古书并不是什么急务；了解科学发展的最新状态，才是读书人的第一要务。

　　全书的视野非常开阔。这种开阔的视野，首先表现在对时代巨变的深刻认识上。作者说，“近代西洋科学及物质文明的发达，实在是通于全世界划时期的一个大变。”不了解这一点，就不配做现代的学问家。进入20世纪，世界之变不仅时时“发展出新局面”，而且“必以更高的形式而出现”。“处于大变动的时代”，如果不能认清、不能适应学术进化的大势，还抱持崇古观念，“以致养成薄今爱古的感情，致理智为其所弊”，那必然跟不上进化的脚步。

　　作者的开阔视野，还表现在对跨学科研究的反复论述上。可以这样说，强调全力吸纳其他学科的营养，是吕思勉学术方法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本书的一大着力点。特别是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老先生可谓到了言必称之的地步。这种跨学科的主张，原是梁启超所创“新史学”派的一大传统。相应地，老先生认为在做学问的初始阶段，就应当博涉群书，不可画地为牢。他说，具备了广博的知识，至少可避免成为“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的“俗儒”或“迂儒”；由博返约，才是研究学问的要诀。

　　这种开明通达的认识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支撑，既体现在论学的各个方面，又贯穿在自晚清至新中国的各个时期。

　　吕先生的历史观属于历史进化论。因为崇奉进化论，所以在史学上最看重“观会通，得公例”。观会通的前提是“合众事”，得公例的对象是历史规律。前者对应广博的知识储备与综括能力，后者对应锐利的思想能力与逻辑力量。吕思勉认为，二者合一，才成其为“史学”；倘做不到“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则只能称“史籍”，不可叫“史学”。

　　那么，“历史公例”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老先生说：“读了历史，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因为历史所展示的，恰恰是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所以，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读了历史，才会有革命思想”。

　　这是何等通达的思想呀！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书中明确反对以《周易》解释社会现象，不赞成过分看重孔子，而是主张“以相等之价值视之”。而且，他还格外反感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总是把本民族看得过高，把别的民族看得过低。其实，各民族都是一样的。因此，人人都应该爱国家、爱民族，但绝不可惟我独尊、盲目排外。

　　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对历史的热爱以及对历史功能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老先生很像是一位历史决定论者。比如他说，只有历史学可以使人明白现行的社会以及“我之所以为我”；“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现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极远。”但是，老先生绝不容忍滥用乃至“造作”历史。为此，他不惜反对借历史以维持道德和社会正义、借历史以维护宗教、以历史为法戒或前车之鉴。这种激越的主张，容或在学理上可资探讨，但又何尝不反映出老先生深厚的史思！

　　看来，吕先生冷性的文字背后，实蕴含着热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他是一位以求真为核心理念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者。这一点，可能会让许多人觉得吕先生是史学致用主张的敌方。其实，吕先生虽时时不以史学致用为然，却最讲究史学的“大用”。他信仰进化史观，那是因为他期待人类进步，不愿看到人类处在“循环”当中。他说过，人类似乎也退步，但退步“实系进步所走的曲线”。人类进步的动力来自经济，所以“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学说，不可以不知道”。但是，人类进步的目标是世界大同。吕先生所致力的史学致用，正是这样的“大用”。

顺便说一句，这部书内容丰富，且多涉文言，一般读者或感有碍。笔者建议读者不妨先阅读全书的第11部分《研究历史的方法》。该部分可谓是全书的总纲，最能反映老先生的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