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以往对宋代新儒学与佛教关系的讨论,大多是以佛教和儒学两大思想体系中的范畴、概念为主线而展开的。而李承贵教授的新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是以“儒士佛教观”角度全面、深入探讨宋代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这就使得这本书很有开拓性。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说的是做思想史研究中文献开掘的基础性、前提性地位。我们知道,在佛教盛行的宋代,儒家学者几无不对佛教发表评论的。也就是说,在宋代儒家学者的著作中,肯定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佛教常识的认识、佛教教义的理解和佛教功能的评价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往讨论或研究宋代佛教与儒学关系的成果中,极少涉及这方面的文献。而承贵教授这部著作的第一开创性工作,就是将宋代主要儒家学者关于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开掘、耙梳和整理,使这些文献资料完整地呈显出来。特殊文献资料的开掘和整理已是重大学术贡献,而在占有的文献资料上找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使文献资料充分显示出“学术功能”——即通过对此文献资料的解读、研判而转出重大学术课题,则是需要阅读者独具慧眼的。承贵教授将这类文献归类为“儒士佛教观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当然也是开创性工作。而在具体展开“儒士佛教观”的讨论中,作者的所有基本主张、主要观点,全部根据第一手文献研究获得,而对学术界某些观点的完善或改正,也都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修正、改正为根据。基于上述,我以为本书在文献使用上具有鲜明的原创性。
 
　　本书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可以认为是原创性的成果或结论。比如,关于宋儒佛教观四大基本特征的总结。作者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概括出宋儒佛教观的四大基本特征,即本位性(指宋儒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理解和评价儒学)、实用性(指宋儒理解和评价佛教表现出实用性价值取向)、隔膜性(指宋儒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存在片面性和错误性)、否定性(指宋儒对佛教的评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等,在我看来,做出这种独特的概括是很需功力的。关于宋儒误读佛教的结论。过去我们对宋儒的佛教知识、佛教理解能力很少有怀疑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认为宋儒个个是领悟佛教的高手。而本书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宋儒对佛教存在误读现象。可喜的是,作者还对宋儒误读佛教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讨。关于新儒学产生与佛教关系的判断。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得益于佛教的影响,这已是共识。但影响的方式、程度究竟怎样,过去也没有明确的说法。本书借助儒士佛教观的研究,指出宋代新儒学的形成受佛教影响主要表现在四种方式:一是通过对佛教某些思想、观念的批判、否定,以凸显、展示儒学的某些思想、观念;二是通过对佛教某些范畴、概念的诠释,以融入相关的儒家思想、观念;三是通过对佛教某些范畴、概念的改造,以更改、更换为相关的儒家思想;四是通过对佛教某些思想观念的吸取和消化,以丰富、夯实儒家思想、观念。这种结论以前也是闻所未闻的,它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宋代新儒学所受佛教影响的认识。关于新儒学中佛教与儒学关系的判断。作者通过对儒士佛教观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认为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的关系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这种看法也是以前不曾听说过的。关于张载以“气”释“空”的解释。作者认为这种解释体现了张载对儒家实学特质的坚持,对佛教“空”观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了高扬儒家实学。关于张九成、陆九渊思想性质。自朱熹及其后学判张九成、陆九渊之学是“阳儒阴释”之后,学界一直沿袭这种观点。但承贵教授援引了大量文献,并进行论证说明,提出张九成、陆九渊思想的性质应该是“儒体佛用”,而非“阳儒阴释”。……读到上述新的论点,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些论点并不仅是说明了承贵教授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研究能力的厚度,更重要是的,这些论点将对宋代新儒学研究、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与儒学关系研究,都会产生深刻影响。(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