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民性中的负面成分，其实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并非解决不了。

　　日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仍在臭骂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崛起后，就开始吹嘘他们的民族文化。直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人还认为自己的民族性格没有希望；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了，他们就开始挖掘自己的优点，甚至认为其国民性是全球最好的。

　　1840年以后，尤其是甲午一役，天朝的惨败，重创了国人的自信心。一百多年来，一直有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失败的原因，大多认为是我们的国民性有问题，最后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文化。

　　严复批评我国民众“弱而愚”，提出要通过改良教育来改善民智（“开民智”）。

　　梁启超认为国家的衰弱在于“民之愚”，在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他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人的“奴性”，提出了“维新我民”的口号。

　　当然，对“国民性批判”最有分量、影响最大，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位，要算鲁迅。他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甚至主张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

　　五四那一代人，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子。到了“文革”时期，全民“破四旧”……海峡对岸也同声合奏，柏杨痛斥“丑陋的中国人”的“酱缸文化”在两岸都引起巨大回响。

　　可以说，百年来，对国民性的批判一直没有中断过，反传统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传统。读这些前贤的书，我经常感到很痛心，也很迷惘：中国人真的没治了吗？我们的前景究竟在哪里？直到读了张宏杰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我才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张宏杰从地理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特征的起源，从时间的角度，纵向考察了蒙古族、满族人性格的演变，思考了我们的民族是如何从狼性变成羊性的。从横向上，他又把中国人的国民性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比较了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分析了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日本、韩国都曾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在建筑、服饰、礼仪等方面，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化传统，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保存得更多。可是，你知道吗？日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仍在臭骂自己的文化；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崛起后，就开始吹嘘他们的民族文化。直到上世纪60年代，韩国人还认为自己的民族性格没有希望；上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了，他们就开始挖掘自己的优点，甚至认为其国民性是全球最好的。

　　作为对照，我们也可以看到：朝鲜与韩国曾经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为什么几十年后差距如此悬殊？甚至，同样是中国人，有着同样的“国民性”问题，为什么海峡两岸如今的差别也如此巨大？如果要怪罪于我们祖宗的文化，台湾可是比大陆保存得更完整呵。“文化制约”论又如何解释得通呢？

　　其实，据有关统计表明，直到187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GDP总量第一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未必比我们更文明。但是，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国为何迅速地落后于欧美国家，后来又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呢？简而言之，最关键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制度上作了改进。

　　张宏杰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国民劣根性”问题。其实，我们的民族性并非无可救药，我们的文化也不完全是一团糟糕，其中也蕴藏着大量宝贵的财富。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民族性”的问题，而是要正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

　　民族性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客观地存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的国民性中的负面成分，是由过去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的，并非无药可治的“劣根性”。种种的问题，其实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并非解决不了。比如说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张宏杰不像前人那样偏激，他对不同国家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大历史的角度，从广阔的国际视野，重新思考了国民性问题，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结论：“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当制度改造后，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