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必需从搜集第一手原始史料入手，这是治史者的常识；明、清离我们所处的时代较近，各种史料虽没有到浩如烟海的程度，但假设能置于一处，肯定是堆积如山。由于种种人为因素，这些史料的真实性问题甚多。比较而言，明、清留下的档案，无疑是有很高可信度的第一手史料。1911年，清朝灭亡。存于内阁大库中的明、清档册，后被教育部所属市史博物馆妄视为废品，卖给纸店造还魂纸。幸经罗振玉等人的努力，从商家高价购回，几经辗转，已损失不少，最后于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买下，并成立了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等人组成的“明清史料编刊会”。这几位都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学者，由他们来主持明清史料的编刊，可见“史语所”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对这项工作也高度关注，后来亲自为《明清史料》作序，亦可见一斑。其实，这里所说的《明清史料》，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文字太长，故简称《明清史料》，“便于口说笔录也”。经过“史语所”工作人员对这些残余档案的缮写整理，所录题本揭帖，从明天启、崇祯迄清顺治末康熙初年，不分门类事实，前后次序，随录随编，先后出版了甲、乙、丙三编。这些珍贵史料，涉及天启、崇祯朝的辽东战事，毛文龙、袁崇焕等史事以及明末农民大起义、清兵入关的残暴行径、清初各地的抗清斗争、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由于其史料价值远远高出曾屡经修改的《清实录》，以及由前清遗老编撰的《清史稿》，故《明清史料》出版后，一直受到明、清史学者陈守实、谢国桢、吴晗、黄云眉等前辈的重视，谢国桢更将其中关于农民起义史料辑录成《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一书，195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某虽不学，上世纪60年代初负笈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从陈守实师攻读明清史，即曾通读《明清史料》，摘录了不少卡片，惜毁于“文革”中。1977年春，我获得平反，重新研读明清史。盛夏，我冒着酷暑，去上海图书馆再读《明清史料》，在当年的日记中，曾留下这样的记载：“6月29日，星期四，大热。至上图翻检《明清史料》甲、乙、丙编，有所获。”与我同辈以及年轻一代的明清史学人，有谁没有读过这部书呢？尽管限于人手不足，这部书所收史料，未遑仔细整理，但编辑者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出版第八本时，即将已出版的第一至第四本之排印错误，编成刊误表，附订在第八本中，并郑重刊出“史语所”的启事。这是对史学负责、对读者负责、也是对“史语所”信誉负责的表现，事实上，当时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也常常在一些书中附上勘误表，这无损于出版社一根毫毛，只能使读者对出版社更敬重。反观时下某些出版社，不认真校对，错字甚多，从不勘误，更有甚者，作者建议勘误，竟遭攻讦，可见此辈较诸“史语所”前贤那样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也！

　　《明清史料》出版至今，已经很久了。现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实在是一件功在学林、特别值得明清史学者庆贺的喜事。当然，对于年轻学人来说，他们应当注意到，在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曾在1951年又出版了《明清史料》丁编，1953年至1975年台湾又出版了这套书的戊至癸编，因此最好一并参看。此外，内阁大库档册散出后，流传各地，1949年东北图书馆出版了历史学家金毓黻编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20卷，共收录东北图书馆所藏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中明代天启、崇祯时期的档案500余件，也是研究明末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板凳需坐十年冷”，有志于坐冷板凳的史学学子，要重视这些史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