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联系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行程，则不难发现此书所提供的讯息足以颠覆人们固有的对戊戌变法史和康梁等维新党人的认识。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著，三联书店，2009年6月第一版

　　钱穆说，任何一门学问，都含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分。但当下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专业的学者能将此三者熔为一炉的不多，茅海建先生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位。特别是在考据几成绝学的情况下，他对此孜孜矻矻，用力尤勤，更是独树一帜，个性鲜明。正如茅先生所言，求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实际上，从跟随陈旭麓先生治中国近现代史起，他就致力于求真的探索。近年来，其求真成果接连问世，而且部头越来越大，1995年出版的《天朝的崩溃》四十二万字，2005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五十二万字，而新近出版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下简称《〈我史〉鉴注》）更多达八十三万余字。

　　《我史》是康有为于1899年初在日本花十天左右写成的他本人年谱，“叙述了他从出生（咸丰八年，1858）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个人历史”（《〈我史〉鉴注》第2页），是研究康有为和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但是坊间流传的均为抄本及据抄本整理的刊本，而康有为手稿本不仅未见刊行，更没有为研究者所利用。茅海建先生是在得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我史》手稿本后，花了四天时间在国家博物馆即将装修的库房中研读的。据茅海建先生所写《“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可知：《我史》手稿本由罗静宜、罗晓虹捐赠，196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转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该手稿上并无题名，革命博物馆将其命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作为一级品收藏，现该馆已并入国家博物馆;《我史》是康有为最初的命名，四万字左右，凡八十八页，其中七十八页是他手写的，另有十页由他口授、其弟子韩文举笔录;康有为后来对《我史》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添加，但系统全面的修改仅做到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十八年以后的部分是他随时所加所改，未及全部完成。

　　众所周知，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后来再面对这段历史时，都有意放大真迹，攻击政敌，拔高自己，甚至以后见之明进行讳饰作伪，修正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和言行，使得历史真相扑朔迷离，难辨真假。所以尽管有很多研究者都断定与《戊戌奏稿》一样，康有为必定在《我史》中造假，可是因为未能见到其手稿本，只能猜测、存疑，而不能拿出真凭实据来。茅海建先生是看到并研读《我史》手稿本的第一人，切实地弄清了康有为在哪些地方改动，又是怎么改动的;有些虽然无法认定他改于何时，但亦可以看出他多次进行修改的痕迹。

　　《〈我史〉鉴注》就是茅海建先生以康有为对其手稿本的最后修订为定本，按原文顺序分成段落，一段一段地参照档案和文献进行比勘核对、探赜索隐，以厘定正误、鉴别真伪、重建史实的重要学术成果。为了让读者了解康有为是如何修改的，他还将康有为亲笔修改的内容与方式附注在每段定本的正文之下。由于“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康有为个人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我史》的主体部分”，所以茅先生便选择这五年一一作注（第13页）。原文只有两万五千字，但先生书中注释的字数却是原文的二三十倍，体现了他卓越的史识、深厚的学养以及非凡的学术功力。

　　《〈我史〉鉴注》是部皇皇巨著，但是全书的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我史》所言之事，大体存在，只是叙述方式过于自夸，康有意作伪者，仅是少数”，因而“《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第14页）。然而，这是面向研究者、针对史料的真伪问题立论的，如果站在读者的角度，联系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行程，则不难发现此书所提供的讯息足以颠覆人们固有的对戊戌变法史和康梁等维新党人的认识。

　　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但其实不然，根据《〈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对于议会、代议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呢。再说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他是1882年参加顺天府试后路过上海，才开始接触西学的。他不懂外文，获知西学主要通过阅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上海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译作。胡汉民就挖苦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第136页）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茅海建先生检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请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

　　据《我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条记载：“廿七日，……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著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受此影响，后来有关戊戌政变的论著都说慈禧太后从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做好发动政变的准备，其表现就是上述《我史》所说的，在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命令：一是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二是所有新授二品以上的大臣，都要向慈禧太后谢恩;三是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然而，这些只是康有为的臆测。其实翁氏的开缺虽然是慈禧太后的意思，但因为光绪帝与他在改革的问题上发生很大矛盾，早有排斥之意，所以放逐翁氏的上谕，是出自光绪帝硃笔，而非慈禧的懿旨;关于二品大臣谢恩与当时的制度规定有关，光绪亲政后，真正掌握大权的还是慈禧太后，她通过事前请示和事后报告制度对光绪的权力进行监控，“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就明确规定由“皇上奏明皇太后”（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29页），因此新授大臣向慈禧谢恩只不过重申规定而已，并无弦外之音;至于荣禄所接统的三军，本来都归直隶总督节制，属于荣禄的职权范围，天津阅兵只是为了证明慈禧太后对军队的控制，显示其权威，因为“此时的慈禧太后不可能预测后来的政治走向;退一步说，慈禧太后若要‘训政’，根本用不着到天津去借助荣禄之手”（《〈我史〉鉴注》第422页）。所以说“盖训政之变已伏”是过高估计了慈禧太后的政治预见力。

　　有趣的是，最先想到发动政变的倒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早在戊戌年间的六月中上旬，他们就已有拉拢袁世凯以发动政变的行动。当时，康有为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録去天津小站找袁世凯密谈数日。徐归告袁为其所打动，于是康有为等决定向光绪举荐袁世凯。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派徐致靖、谭嗣同等出面，劝王照前往聂士成部策动，“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但是遭到王照的拒绝（《近代稗海》第1册，第5页）。到了七月下旬，康有为等已决定发动军事政变：第一步是为徐致靖草折荐袁取得成功，袁世凯授候补侍郎;第二步是制定了围园劫后的计划，即以袁世凯率部围颐和园，以毕永年率百余人捉拿慈禧太后。可是就在此时，光绪却托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带出密诏，说自己权力不足，若要尽变旧法、尽黜昏庸之人，“朕位且不保”。于是，康有为等决定铤而走险，“说袁勤王”，遂派谭嗣同于八月初三日晚上面见袁世凯，请袁杀荣禄，并派兵入京，一部围颐和园，一部入宫。但袁世凯对此只是虚词应对，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因而康有为等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我史〉鉴注》第762页）。对于这个过程，康有为在《我史》中过滤了一些细节，虚构了部分事实，如他只字不提最重要的围园劫后的计划;把光绪的密诏说成是第一道密诏，将自己定为受诏之人，并对密诏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将“朕位且不保”窜改成“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之后又伪造第二道密诏由林旭颁给，中有“共建大业”等语。茅海建先生认为即使有所谓第二道密诏，“共建大业”一语也与光绪帝的身份不符，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第742页）。

　　戊戌政变发生在八月初六日，事先并无预谋。初三日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慈禧太后也做出了第二天还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西苑，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光绪亲政后，慈禧太后就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慈禧太后自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特殊的理由。这次是因为御史杨崇伊的奏折。杨折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其中一个理由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因此，慈禧太后回西苑与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有关。然而，初五日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突然做出推迟回颐和园的决定。对此，茅海建先生在暂无材料佐证的情况下，作了这样的大胆假设：“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戊戌变法史事考》第84-122页）一场政治风暴就这样发生了。

　　我国素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早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康有为就“以布衣伏阙上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249页]。此后，他不断上书，呼吁变革，并自称此举“本无宦情，非求禄仕”（康有为：《译撰〈日本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折》，《杰士上书汇录》卷1）。可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热衷好进，自视为医国手，有强烈的谋求获取高位的政治欲望。当他以工部主事之职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这一京官们都期盼的优差时，却极为不满，感到“辱屈”，准备离京南下。他一直企图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由此进入清朝的政治统治核心，因而不断呼吁开设制度局，其代人上奏设议政处、议院、散卿、懋勤殿等等都是类似制度局的中央政治决策机构。

　　为了达到获取高位的目的，康有为还托人自保。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上“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就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自拟的，保举的对象就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该折对康有为称言：“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对梁启超称言：“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据茅海建先生在《〈我史〉鉴注》中统计，戊戌年间康党策划的保举共六次：第一次即徐致靖保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第二次由李端棻保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第三次由李端棻保康有为;第四次由徐致靖保袁世凯;第五次由徐致靖保懋勤殿人士;第六次是王照保懋勤殿人士。据王照称徐致靖保康有为等四人，他保梁启超等六人;当时康有为来动员他保举梁启超时，曾“戚然告余曰，卓如至今没有地步，我心甚是难过”[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574页]。可见，康有为不仅为自己谋高位，而且也积极为维新党人争取一官半职，其对宦途的热衷由此可见一斑。

康有为是个非常之人，因此才有非常之志业。茅海建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康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的确如此，作为思想家、改革家、学问家的康有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但是他对自己个人历史的粉饰、伪造、张扬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困惑。现在《〈我史〉鉴注》都条分缕析，一一厘定，为我们拨开迷雾，重建史实，使我们能够如在现场，目击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