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母子王慎之、王子今，母以文学史家名重，子以历史学家称世，可谓“文史一家”的最佳脚注。王氏母子治“竹枝”整整25年，先后出版竹枝词汇编本，计有：

《历代竹枝词初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王利器、王慎之辑 　

《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慎之、王子今辑

《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

　　在这三大部竹枝词汇编本之余，从1992年起至今，利用所辑资料，王慎之、王子今先生还合作撰写了30余篇介绍和研究竹枝词的文章和论文，除了考据竹枝词的作者和版本，多关注民俗史的分析。涉及地方有平阳、上党、闻喜、咸阳、中卫、永城、镇城、闽西、云间等。对于风土人情、民俗现象如卜钱、纸鬼、斗叶子等，也分别有所研究。民间的节庆礼俗，边地的乡村风情，晋商的市场镜像，以及儿童的游戏形式，妇女的劳动生活等等，都成为研究者认真审视的对象。海外竹枝词中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体现的晚清开明士人的近代化观，也得以总结介绍。这些研究心得汇成一部《竹枝词研究》，呈现在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面前。

　　在该书《竹枝词的文化意义》一节中，王子今写道：

　　“竹枝”起初本是民间歌咏形式，受到文人注意时，又多体现边远偏僻地区民俗风情，于是有“蛮俗”、“夷歌”、“俚词”，“其声伧儜”的说法。自唐代刘禹锡、白居易等借用传统“竹枝”体而又造新词起，其平易朴实的风格明显影响了传统知识人的文学创作，诗家争相仿拟，一时清新之风吹拂诗坛。（《竹枝词的文化意义》，见《竹枝词研究》第1—2页）

　　“竹枝”的文学形式自有行家品评，作为一名民俗学者，我更关心“竹枝词”的内容和功用，诚如王振忠教授所言：竹枝词“包含有多方面的资料，可供学术研究采撷。”我国自古即有乐官采诗，以供王者观风知政的传统。与古代乐官不同，唐代刘禹锡、白居易始，“文人骚士又多以竹枝词形式记述地方民间风情者，进而又以此描画世俗，讽喻政事，寄托乡思”。焉知不是唐代以降，士人以诗干政，延续道统的新途径？

　　《日本杂事诗》二卷，黄遵宪写成于光绪五年（1879），计154首，凡四易其稿。（可见其自重的程度）每首诗都有自注，诗28字，注文多者可多达2100字，可见诗人之意，重在纪事与分析。书成后，送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称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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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杂事诗》篇末“公度又识”所说，此诗初成，即“上之译署”，并不是偶然的。黄遵宪以此作上呈，或许是期望以一种政治文化考察报告的形式，能够引起高层政治决策集团的重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所见晚清开明人士的近代化观》，见《竹枝词研究》第286—287页、第294页）

　　因此，竹枝词与民间歌谣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原生态的“竹枝”本是民间的直抒胸臆，而文人的竹枝则已经在单纯的描述之余内涵了知识分子对风俗及政治的批评。除了《日本杂事诗》，黄遵宪介绍日本国情的主要著作是《日本国志》，而《日本杂事诗》的内容则是难入《日本国志》的“杂事”资料。查《辞海》“日本国志”条，云：

　　《日本国志》，书名，清黄遵宪著，作者在光绪初年任驻日大臣参赞时。从事编撰，至1887年（光绪十三年）成书，共四十卷，全书除年表外，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事、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类，共五十余万言。书中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希望以此影响清政府。（《辞海》，第13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

　　其分门别类的叙述体制颇似传统类书。近年，有中国人类学家提倡中国学者到海外特别是到西方国家去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因为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异文化研究”，用在异文化中直观到的现象反观本文化现象。但是过去，中国的人类学家因条件限制，基本上只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做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而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以及国际环境的改善，中国的人类学家已经有望到国外、到海外去，一头扎进一个社区，按照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规范生产出中国学者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知识。

　　但是，《竹枝词研究》却告诉我们，早在海禁初开时节，那些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就已经撰写过中国人看异文化的著作，黄遵宪《日本国志》即是。当然，《日本国志》的知识形式还是十分传统的，人类学社区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于黄遵宪来说当然闻所未闻。但是，若说黄遵宪的做法完全与人类学不沾边，也不尽然，《日本杂事诗》就是一例，比如黄遵宪的这一首“竹枝”记述了日本新兴的新闻报纸业：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注云：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即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

　　想这样的文字，是难以见诸正史的。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国人类学家讲起自己做田野作业的经验体会：有些调查所得是无法写进田野报告的，但这些材料又很有价值。于是他的建议是：把这些材料用诗的形式记述下来，是为“人类学诗”。当时我就想到了黄遵宪，当然，这需要人类学家都有黄遵宪的那般才情和见识。

　　以《竹枝词研究》中论黄遵宪的一节为例，只是想说明，竹枝词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它不是正史，不是政论，但也不是野史，而是政论之余的一些直观和感悟的急就篇章，但就是在这些急就章中，藏匿了浩如烟海的生动史料和作者的真知灼见，值得民俗学家、人类学（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去发掘和利用。

　　当王慎之、王子今先生《历代竹枝词》出版之际，有学者认为是与《全唐诗》《全宋词》“等量齐观的文化保护工程”，“厥功甚伟”，乃至有人提出竹枝词能否申报“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这的确不是虚言。竹枝词作为值得我们珍视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就在于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不同于正史的视窗，能让我们直观到生活中未经深思熟虑的剪裁而保留下来的最真实的景况。况且，王慎之、王子今先生已经用30余篇文章和论文的篇幅对竹枝词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处理和深入的讨论，这些工作为各个学科的学者进入竹枝词这个藏品丰富的博物馆提供了方便的法门，作为一名民俗学者，真是应该感谢他们！

　　《竹枝词研究》，王慎之、王子今著，泰山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