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统计，“鲁迅全集”共出版约十个版本，其中包括了1949年以前的两个版本和台湾地区1989年的一个版本。在诸多版本中，流传最广的是人文社的《鲁迅全集》，其最新的是2005年11月版。那之后，天津人民社有《鲁迅全集补遗》、福建教育社有《鲁迅译文全集》，对人文版《鲁迅全集》均有补足之功。日前，人民出版社推出由王世家、止庵编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下称《编年全集》），提供了“鲁迅全集”的一个全新版本。在“鲁迅全集”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较为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编这样一个新版本？以“编年”的方式阅读鲁迅，能否读出一些“新意思”？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编年全集》的编者之一、北京鲁迅博物馆客座研究员止庵先生。事有凑巧，日前由钟叔河编、广西师大社出版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采用了“编年体”。对这套书，我们亦约请杨小洲先生予以评述。

　　■问：王洪波（本报记者）

　　■答：止庵

　　问：“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出版已很多，您觉得为什么有必要编一套《编年全集》？

　　答：以编年体而且是具体系于年月日的方法，来编排一位作家现存的全部日记、创作、翻译、书信，在中国大概还是第一次。正如我们在“凡例”中说的，“本书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纵向阅读’鲁迅的文本”，具体说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读；一是将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一并来读。这种读法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读者和研究者希望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希望具体详细地了解他的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了解他的创作与翻译如何相互影响和补充，以及他私下给朋友信中的说法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的异同，等等，看看这套书大概有些帮助，或许能发现过去分开看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或者只看其中某一部分时，所不曾发现的一些问题。鲁迅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值得“纵读”一番。

　　然而正如“凡例”讲的，这套书“在编辑体例上仅是一种尝试”，无意以此替代此前出版的《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19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几个版本，都是保留“鲁迅自编文集”原貌的编法，在此之外，不妨另有一种编法。就各种已出的《鲁迅全集》而言，1938年版虽然有不少遗漏，譬如未收书信、日记，很多佚文也有待日后陆续发现，但它却更接近于“全集”，因为包括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1958年版实际上是“鲁迅创作全集”，此外另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1981年版较之1958年版内容上多有补充，编辑思路却是一样的，仍然属于“鲁迅创作全集”。2005年版是对1981年版的修订，整体框架上并无改变。去年出版的《鲁迅译文全集》，则是从前那套《鲁迅译文集》的修订增补之作。

　　问：《编年全集》“凡例”称“收录迄今所发现的鲁迅全部作品”，请问此书与人文版《鲁迅全集》相比在收文方面有何不同？篇幅是否比人文版要大不少？

　　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概况”称：“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从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我们这套书，大概相当于《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科学论著》中鲁迅自己作品的全部，加上《鲁迅全集补遗》中可靠的篇章，以及到《编年文集》付印为止新发现的鲁迅佚作。单就鲁迅创作来说，增补了四十篇左右。另外还收录了鲁迅的全部日文作品。

　　另一方面，则如“凡例”所说，“鲁迅生前编入自己文集而确系他人所作或由他人代笔者，列为附录”。这包括周作人的四篇文章（原收《热风》）、瞿秋白的十二篇文章（原收《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冯雪峰代笔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

　　“凡例”又说：“其余他人之作，包括鲁迅编集时文后所附‘备考’，概不收入。”这还包括曾收入《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译文全集》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周作人译）、《项链》（常惠译）、《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冯雪峰译）、《〈毁灭〉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朱杜二君”译）、《〈毁灭〉作者自传》（亦还译）、《关于〈毁灭〉》（洛扬即冯雪峰译），以及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著《小彼得》一书。《小彼得》曾由鲁迅“大加改译了一通”，但是在他自拟的《鲁迅著译书目》中，属于“所校订者”，与《二月》（柔石作）、《小小十年》（叶永蓁作）、《穷人》（韦丛芜译）、《黑假面人》（李霁野译）、《红笑》（梅川译）、《进化与退化》（周建人译）、《浮士德与城》（柔石译）、《静静的顿河》（贺非译）和《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侍桁译）同归一类，这些都不是鲁迅的著译。《小彼得》署“许霞译”，这是许广平的笔名，鲁迅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网上有种说法：“鲁迅全集在建国前早就出版了，建国后再版，据说都被阉割了。”这里可以澄清一下。鲁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确常遭删改，他说：“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而他汇集出版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准风月谈·前记》）然而无论1938年版，还是1958年、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于鲁迅自己的文字均未做过任何删改。

　　不过鲁迅的译作倒是确曾遭到“阉割”：他翻译的托洛茨基《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收入胡斅译《十二个》，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漏收，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有意不收。2008年版《鲁迅译文全集》和我们这套书都收入了。另外，鲁迅译作中有两段话提到托洛茨基，其一见D.孚尔玛诺夫著《革命的英雄们》（收入《一天的工作》）中：

　　“到八月底，敌人离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诺达尔市，已只四五十启罗密达了。这时便来了托罗茨基。议定许多新的紧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险。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那一个策略，也就包含在这些里面的。”

　　其一见L.班台莱耶夫著《表》中：

　　“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许多像，李宁，托罗茨基。”

　　在《鲁迅译文集》中都相应有所删改。《鲁迅译文全集》恢复了前一处，后一处仍作：“他们走进一间大厅里。壁上挂着列宁像。”我们这套书恢复了其原貌。

　　问：书中的每篇文字均要以完成时间排序，但恐怕总有一些文字写作时间难于确定，对此如何处理？某些作品写作时间的考定很费周折吧？

　　答：“凡例”：“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同一时间项下，以日记、创作、翻译、书信为序；著译作品先小说，后散文、诗歌。能系日者系日，无法系日者系月，无法系月者系年。写作时间未明，则系以初次发表时间，于题目右上方标一星花以示区别。”

　　鲁迅不少文章篇末署有写作日期，再加上日记、书信的相关记载，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系上写作时间。不过有些篇末所署日期，是鲁迅后来编集子时添加的，与日记记载并不一致。譬如鲁迅1920年8月5日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此即《风波》，发表于同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收入《呐喊》时，篇末却署“一九二W年十月”。又如鲁迅1927年4月3日日记：“作《眉间尺》讫。”《眉间尺》发表于同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第二卷第八、九期。收入《故事新编》时，改题《铸剑》，篇末却署“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凡此等处，均从日记。收入《坟》中原载《河南》的几篇文章，篇末均署“一九W七年作”，其中《人之历史》1907年12月发表于第一号，《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3月发表于第二、三号，《科学史教篇》1908年6月发表于第五号，《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5日发表于第七号，不大可能都是“一九W七年作”，为稳妥计，我们将各篇分别系于发表时间。

　　“凡例”中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均依完成先后排列”，又说“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每有修改，此次编集，只收录最后定稿”，实际上是以“最终完成”来确定“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譬如鲁迅1930年12月26日日记：“夜译《溃灭》讫。”1931年9月15日日记：“夜校《毁灭》讫。”我们将《毁灭》的写作时间系于后一时间，而不系于前一时间。又如鲁迅1923年12月20日日记：“夜草《中国小说史略》下卷毕。”同年12月和1924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分别出版。此后鲁迅不止一次改订，于1935年6月印行定本第十版。我们既采用《中国小说史略》定稿本，只能按发表时间——最后一次修订的具体时间不详——系于1935年6月。

　　“凡例”：“凡能独立成篇者，无拘长短，均单立一题；中、长篇作品，亦一律保持完整，不予割裂。”也来举个例子。鲁迅1925年1月24日日记：“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1月25日：“夜译文一篇。”1月26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月28日：“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2月11日：“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2月18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译《出了象牙之塔》讫。”虽然日记里有这些线索，但是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不能拆析，故完整地系于1925年2月18日。

　　我们一再斟酌，反复讨论，才拟定这套书的“凡例”；力求以此贯穿始终，杜绝例外，做到自圆其说。

　　问：《鲁迅全集》校勘和注释的问题颇受关注，《编年全集》校勘和注释的原则是怎样的？据“凡例”，《编年全集》中，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请问，日记、书信为何未直接移用以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者《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呢？

　　答：从1958年版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几次修订，很大精力花在注释方面。而在我看来，注释本只是一种有可能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我们这套书则是“白文本”，除了“凡例”所说“编者于各篇篇末，对最初发表时间，所载报刊，作者署名（署‘鲁迅’者略）及首次收集情况（限于鲁迅自己所编者）略作说明”外，别无注释。

　　“凡例”：“收入本书的著译作品，均以鲁迅生前最后定稿版为底本，未收集者以原载报刊为底本，参校各版《鲁迅全集》及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某些篇目据手稿录入。日记、书信据手稿影印本校勘、整理。”鲁迅作品虽经多位专家反复校勘，但仍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譬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致章廷谦》（1927年7月17日）中有“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一句，核对手稿，“鼻子傀儡”当作“鼻之傀儡”。又如《鲁迅全集》第十七卷，日记1936年6月5日项下印作：“晴，午得雷金茅信。孟十还赠《密尔格拉特》一本。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核对手稿，“自此以后”以下本是另外一段，不应与6月5日所写接排。这种地方，我们都订正了。

　　问：《编年全集》将鲁迅同一时间段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放在一起，可以互相参证，为理解其思想轨迹和某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动机提供了方便。那么，在编《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您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

　　答：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这里“纸短言长”，还是以后再找机会详细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