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黄波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28.00元

“中间代史学”：一项有益的尝试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出身贫寒，并通过造反夺取皇位的人，因此头上兼有“农民起义领袖”和皇帝这两项意义迥然有别的头衔。在中国历史约三百多名皇帝中，他也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专制独裁者，堪与秦皇汉武相比。特殊的经历、突出的作用，加上他怪异的性格和极端的行为，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有关朱元璋的研究自然是经久不衰。近读黄波的新著《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以下简称《成功》），引发了我这个研究史学史的人不少想法。

　　作者提出了“中间代史学”的设想。他认为，当前的两种史学——专家史学和草根史学都各有短长，他希望能建立一种“中间代史学”，以“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

　　《成功》虽然不是出自专家之手，却不乏专业眼光。作者对某些专家的商榷和更正言之成理，富有启发性。该书“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这种工作“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作者所做的，“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这样就避免了平铺直叙和就事论事。《成功》一书不仅涉及对一位帝王的评价，还关系到历史学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国农民战争史、“封建社会”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等等，很值得专业学者一读。该书简明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又弥补了专家史学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缺陷。可以看出，作者所做的“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次尝试已初见成效。

关于朱元璋的“成功”

　　朱元璋成功了吗？像我这样上了些年纪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意外。在老一辈研究的农战史专题里，并不存在农民起义是否“成功”和为什么“成功”的问题。传统理论认为，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都没有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实现了改朝换代。失败的原因是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本书所说的“成功”则是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的，也就是回答朱元璋为什么能剪灭群雄，取得最高政权。

　　该书指出：“那些趁着天下大乱起兵造反的人，因为不学无术，只懂劫掠不知大计，没啥稀奇。同样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为什么能高人一头？这与他长期流浪所培养的深厚阅历有关，虽然不知书却人情练达世故洞明，……这里当然是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存在的。”

　　以往农战史研究认为，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一种阶级的“蜕变”，即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几十年来农战史的大量论著，包括两本权威性的朱元璋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陈梧桐的《洪武皇帝大传》，几乎都异口同声地主张“蜕变论”。《成功》对这种“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所谓“蜕变”是子虚乌有。根据种种史实分析，农民起义领袖时期的朱元璋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也不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关于政权的阶级性，不仅限于农战史研究，它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定性，即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的问题。由于“封建社会”的基础被认为是“地主剥削农民”，而中国历史的特征却是皇朝对全社会的掠夺和奴役，封建论者为自圆其说，便提出，中国古代的皇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样就把皇朝对社会的掠夺说成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指出古代皇权“家天下”的性质，既是认识朱元璋的前提，也是把握中国历史特征的关键。朱元璋对巩固自家王朝的统治，比之其他任何专制帝王，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都更加精心，所采取的手段也更加多样。秦始皇虽然期望帝位能传之万世，却并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具体行动，而朱元璋为了使子孙能够平安地传承皇位，不惜采取种种极端的措施：残酷屠杀大批功臣，从人身上消灭任何可能危及皇朝统治的人；在制度上大刀阔斧地取消相权，以确保君权至高无上。朱元璋杀人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清赵翼评论道，汉高祖刘邦诛戮功臣还算比较有限，“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廿二史箚记》，卷32，《胡蓝之狱》）。他把好杀归结为朱元璋的“天性”，在我看来，极力维护“家天下”利益才是朱元璋好杀的根本原因。正如他对太子所说的，他要传给子孙的是无刺的荆条。

朱元璋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从《成功》的论说可以反衬出以往学界对历史人物研究的缺陷，那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推论来代替具体的史实分析。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不过以往学界的倾向似乎是褒多于贬。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都认为朱元璋是“功大于过”，因为他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足以弥补他所犯的一切过错。

　　《成功》一书用比较的眼光作出一种新的评价：“朱元璋固然也有一些善政，也有一定成绩，但起到的显然都是局部的暂时的作用，而其‘缺点’的负面影响，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须臾忘怀的。这样一个人物，还怎么去推动历史前进？”

　　更绝的是，作者指出，朱元璋尽管贵为皇帝，但本质上不过是“帝国深宫中的‘小农’”。对先进技术和工商业的轻视和打击，决定了他采取落后、保守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以后中国的发展影响至深，结果就如黄仁宇所说的：“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朱元璋为什么忌恨江南？本书的论说也有新意。一般认为，朱元璋为了报复张士诚，便对江南征收重赋，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即经济的方面。另一重要的文化方面则历来为人所忽视。在作者看来，“‘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宋元以来，江南的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发达，至张士诚统治时期，更有所发展。对于“文化的江南”，从乡野中崛起的朱元璋无比仇视和忌恨，所以在征收重赋的同时，严厉纠正民风，重农抑商和打击士人。结果，“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有必要转换评判尺度。朱元璋残酷杀戮近十万无辜者的暴行和加强专制统治的种种极端措施，无疑都是破坏人类文明的野蛮行为。仅就他恢复殉葬制度来说，就是历史长达几千年的大倒退。那个算不上贤明的明英宗废除殉葬制，比起朱元璋所有的“大功”意义都要重要，虽不能说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起码让历史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某些历史学家眼里，朱元璋这些倒行逆施，在他“推动历史前进”的“大功”面前，却成了可以忽略的小过错。如果不遵循以人为本的评判尺度，只满足于帝王将相所谓的“丰功伟绩”，这些在我们看来足以构成“大过”的缺陷，确实都不足挂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