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陈平原先生的一篇文章《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该文对上世纪初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学尤其是讲义的风行，做了非常细致的披露和分析。他说：（老师授课）“很少采纳通用教材，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殊不知，临时印行讲义成本高，也随意，校方曾试图纠正，但未能实行，原因估计有二，一是授课的老师多为鲁迅等一批有个性的大腕，校方无可奈何，还有就是这些腕儿多为江浙人，没有讲义学生根本无法听懂。所以，无形中形成了“北大讲义”的风气，也奠定了北大学术与教育的百年根基。

　　最近又看到一套新印行的《老北大讲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共21本，洋洋400多万言。让我一口气饱览了北大百年以来积蓄的学术精华。这套书内容非常丰厚博杂，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新闻及一些边缘学科，颇有“百科全书”阵势，其中有我们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还有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史学方法导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孟森的《清史讲义》、崔适的《史记探源》，以及许地山的佛学名著《陈那以前之因明》等，有些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再版，如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后者被誉为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山之作。

　　傅斯年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学生时代当过学生领袖。他性情耿直，是一位教育活动家，而在学术上更是开一代先河的大学问家。《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他在北大的课程讲义，后由他的学生、历史学家何兹全（著有《中国古代社会》）整理出版。其中的《夷夏东西说》一文奠定了他天才的大师级地位。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这部书“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钥匙”。而他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理论则充分体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史学方法导论》中，他借鉴了德国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兰克的思想，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材料。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在该书的《考古学的新方法》一文中他强调：“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傅斯年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史学界影响非常广泛，但是他的自相矛盾之处也留给后人不少争议。

　　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最早的讲义。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朱希祖既继承了老师的治史精华，又吸收了西洋史学理论；既重视历史史实的考据，又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这是他与傅斯年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人讲，在现代史学的建设中，就方法论而言，朱希祖的理论无疑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治学方向。

　　相较傅斯年和朱希祖，与章太炎是同门兄弟的崔适在北大绝对是个另类，也体现了蔡元培时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讲课就是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念，非常枯燥无味。虽然讲课不在行，70多岁了还要人搀扶着来上课，但是他扎实的学问，尤其是那部用传统的经学研究考证历史的讲义《史记探源》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史记》的珍贵的文字。后来，胡适开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面没有司马迁的原著《史记》，却有崔适的《史记探源》。足见这本书的价值。

　　无独有偶，与崔适相比《清史讲义》的作者孟森的怪异有过之无不及。据张中行先生回忆：“（孟森上课）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这恰好是他治学治史的真实写照，他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的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当时的学生经常开他的玩笑，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耳光，他必记得清清楚楚。在这套书中，编者选了他的《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后者虽是残稿，但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对清先世源流和八旗制度的考订，则更是史实详尽，论析缜密，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孟森也被公认是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

　　在《老北大讲义》中，文学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有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许地山的《印度文学》、黄节的《诗学诗律讲义》、吴梅的《诗词通论曲学通论》，以及桐城派的后期大师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方法》等。傅斯年在史学上的成就已经说过，他的文学功底也是少有人可匹敌，书中的《诗经讲义稿》一部分更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国内最早的文学史之一。上世纪初，中国还没有现成的文学史论著，而日本却率先编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给林先生很大刺激，于是他集中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写完了这部《中国文学史》。虽然这部书受到郑振铎等文学专家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保守，但是，它毕竟完成于清代，对之后的新文学秩序的形成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开创意义。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是我大学时代最喜欢的“龙学”专著，但是看了《老北大讲义》中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我找到了“范注”的渊源。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也是傅斯年的老师，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憎恨胡适，为此他甚至与追随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反目。据冯友兰先生回忆：黄侃在讲授《文心雕龙》时非常古怪有趣，“每讲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便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请我吃饭”。我不知道他所说的秘密最终是不是写在了书里，但是《文心雕龙札记》的完成标志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

　　《欧化东渐史》和《西洋伦理学史》是《老北大讲义》里特殊的也是存疑的两部讲义。前者作者是历史学家张星烺，后者的作者是伦理学家杨昌济。据说张星烺最早受蔡元培之聘竟然是在北大教授化学，而这部讲义是他最先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通史时的讲稿，后由学生笔录成书。（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欧化东渐史》前言）所以，这部讲义是否真在北大课堂上讲授过，我们只能存疑。《西洋伦理学史》的特殊在于，其一，作者杨昌济是毛泽东的老师，其次，这部书只是杨先生未完成的翻译之作，原作者是日本的伦理学教授吉田静致。（见胡适《西洋伦理学史序》）毛泽东对杨昌济的评价很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由此可见这部书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影响。杨先生研究伦理学，更多的是希望用爱国和进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学生，他主张的培养五种人才的理论：竞争型人才、管理型人才、科技型人才、实业型人才和教育型人才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仍然有现实意义。

　　当我读完《老北大讲义》，仿佛又重新回到历史，回到北大一百年的文化风云之中。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化发轫于北大，或者如该套书的出版说明所说：“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我没上过北大，但是我从这些饱经沧桑却又依然熠熠闪光的讲义中，体会到做一回北大学子的荣光。那些大师先贤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浮现，那些经典的真知灼见在我身心扎根。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需要我们顶礼膜拜，也需要我们去粕取精，而在这些所有之上的北大精神，乃至扩展为的国人的精神，则需要我们好好地领悟、坚守和宏扬。这便是《老北大讲义》的给我的启示。

　　注：完成这篇文章，忽闻北大的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仙逝，我的小文就算是对这两位大师的追思和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