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渭源继《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卷》出版后，近日又推出《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说实在的，对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后代的“那些事”，我们一般人还真不是太了解，基本的印象是老皇帝死了，孙子朱允炆继位，但他能力不行，被叔叔朱棣赶走了。有人甚至认为朱棣赶走建文帝是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来个“竞争上岗”，有水平的就当皇帝，更有甚者认为，幸亏是后来朱棣当了皇帝，才迎来了大明帝国的“永乐盛世”。

　　对此，作者经过研究发现：失国的建文帝并非是个无能君主，相反他是一位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好皇帝，据说他失国时，南京城里哭声震天。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亘古未有的感人的场面？作者从“建文新政”入手展开了详实的阐述，他将建文帝当政四年所实施的革新政治归纳为“一更三宽”，即“更定官制”，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以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大明中枢机构完善其文职化，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宽和政治”，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宽缓刑罚”，改轻刑典，纠正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宽免赋税”，限制僧道占田，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尤其值得后人称颂的是他减轻江南赋税、减赋全国。所有这些都透露了一个信息：建文朝的政治气氛相当之宽松，甚至带有一种专制底下中国式民主的萌芽。

　　书中写到，在明清五六百年中曾有过两个不曾为人太大注意的历史大拐点：第一个就是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当政时，中国出现了“君权下移与小部分君权分割”的好兆头，但实在可惜的是，这个进程被朱棣的“靖难之役”给打断了，随后恢复了“祖制”；第二个拐点是在明清易代，遗憾的是康熙帝承传的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积极又理性层面的基因，而是将朱元璋作为其仿效的楷模，于是中国历史又回到了老路上去。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明清五六百年的第一个历史大拐点即建文新政的认识是相当不够的，绝大多数人往往被好大喜功的朱棣之美丽光环所炫目，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他说：理性而言，以“宽和”、“文治”为核心的“建文新政”不仅仅是对洪武严政峻法的纠偏，而是明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的一步关键。因此，在建文帝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如果不是朱棣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甚至有可能更好。

　　正因为如此，建文帝失国之际，只有29个建文朝大臣出降，而压倒性多数的建文帝的“铁杆支持者”，不少于600号的文臣学士却选择了“出亡”或自甘斧钺的“殉难”或惨遭“株连十族”、“瓜蔓抄”的杀戮，演绎了一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建文悲歌”。“建文情结”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直到今天600年来有关建文帝出亡全国各地的传言层出不穷。作者抽丝剥笋似地展开分析，娓娓道来，让读者们感觉不像是读“老夫子”们才读得懂的历史书，而是在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