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论丛》，刘跃进著，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45.00元

　　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后现代历史学家的“史皆文也”，历史的“文本”，越来越具有文学的色彩。当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这些文化元素用“沉默”表明其“存在”的时候，人类用文学语辞组成的“文本”形式的“叙述”，才真正意义上激活了历史。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作为基石之一的就是秦汉文学研究。

　　2008年凤凰出版社推出了刘跃进先生的新著《秦汉文学论丛》，此著分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上编收录其关于秦汉作家作品的研究，下编收录其关于秦汉区域文化的研究，附录四篇，亦与秦汉文学研究有重要关联。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作者的学术研究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跃进先生早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出版社，1996年）、《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古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1999年）、《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其在中古文学文献学方面的学术地位。

　　为了能够站在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关照中古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跃进先生规划了个人学术研究的“三部曲”：从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学着手，完成相关研究计划后；上溯至秦汉时期，用十年时间研究秦汉文学；然后再将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北朝文学领域。因此，从2005年至2008年，跃进先生又相继推出了《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曹道衡先生合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史论丛》三部著作。它不仅标志着跃进先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点从魏晋南北朝向秦汉文史方面的转变，而且还表明其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发生了一些“新变”。

　　第一，区域文化视野下的秦汉文学研究

　　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研究注重微观和宏观的系统结合。以《秦汉文史论丛》为例，此著上编以微观研究为主，集中对人物贾谊、班彪、班固、蔡邕、蔡文姬，以及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贾谊的《诗》学背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典引》，蔡邕的《独断》，蔡文姬的《悲愤诗》等进行研究。在对历史已有研究成果反思的基础上，跃进先生着重对秦汉之际的文体问题予以关注。他指出文章意义上的“文”，早在秦汉就已产生；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秦汉文史论丛》，第146页，第171页）。这些成果丰富了秦汉文体文学的研究。

　　下编则侧重于宏观研究。跃进先生以区域文化作为秦汉文学研究的契入点。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与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密不可分，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之内就形成了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秦汉之际统一中央帝国建立的郡县和封国的不断变化，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均使地域文化得以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历史学界对先秦地域文化展开了深入、细化的研究。

　　总结和反思前辈学者有关秦汉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跃进先生认为，单纯地从行政区域、地方语言、经济发展等角度进行地域划分也许还有不尽如意之处，因为地域文化不是若干异质文化的拼盘，“应当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自然地理环境，因为所谓的文化区域，往往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者依托交通要道，绵延伸展”（第295页）。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其都市建设往往依山傍水，表现为格外看重地形的肥饶，有山有水的地方最易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

　　跃进先生以编年史为“纵”线，地域文学发展以及文人流布为“横”线，把地理环境中的山水、气候、植被、人口、土地，以及人文环境中的方言、习俗、物产、景观、民风、性格、学术、思想等要素相结合，将空间的问题转化成时间问题来思考，又以空间的格局支配思维的框架，构建起秦汉地理区域文化的历史观。其《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释“齐气”》、《“鲁学”解》等文章，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计量统计的分析方法，对秦汉各地域的文化特征、作品传播、文人分布等进行了系统综合研究。充分反映出作者在个人学术上不满足于单纯文学家、文学作品的研究，而趋向于从地理区域文化发展脉络中重新解读秦汉文学，并变化自己的研究风格的尝试。

　　第二，秦汉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

　　也许是因为曾经伴随新中国一起经历过民族苦难与不屈发展历程而成长起来的缘故，跃进先生特别强调文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既包括学习传承前辈学者优秀的学术精神，又包括在文学研究领域以求真的态度对待厚重的文化遗产。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只有经过“三重境界”，才有可能产生“历史感”：

　　首先，在文献学基础上回归原典。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跃进先生指出：“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变化，核心因素是观念，支撑是文献。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但是，所有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之上。”（《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24页）。传统的所谓“小学”，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时至今日，依然是文学研究最基础的部分。（《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在这个意义上，跃进先生指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学科的整合与论争,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即注重学科的整体性,注重研究的历史感,这实际上又意味着在较高层次上向传统回归,向经典回归。”（《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文史哲》，2007年第5期，第28页）

　　其次，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跃进先生所说的“综合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我国传统的学术理念，历来强调“文史一家”。20世纪50年代之后，将文史哲分门别类地独立出来，注重专门研究，学科越分越细，以至各守一段，虽也有成果，但问题也日益凸显，即很难从整体上瞭望和俯瞰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跃进先生指出：“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18页）回顾过去的文学研究，我们曾屡次陷入两个极端：或远离文学实际，凭空高论，或纠缠细枝末节，流于琐碎。结果造成前者不问历史，奢谈现实启示；后者钻进“书斋”，不与现实互证。因此，他提出文学研究要“深入到历史的真实之中”（《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596页），即重视史料考证，打破狭隘的学科划分，拓宽文学研究领域，在综合研究中捕获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般倾向。

　　最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者的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也就越能从事真正有创见的研究工作。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观念和演变轨迹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秦汉文学论丛》，第17页），这也是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现代意识

　　二十多年前，跃进先生师从我国著名学者姜亮夫从事文献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深刻领悟史料文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系统的学习过程中，他继承乾嘉学派“重考据”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史料考证的方法，培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研究结合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不仅密切关注传世文献，以及那些能为我们了解秦汉社会物质生活、阶级结构，乃至上层建筑的思想发展提供重要参考的考古资料，如秦汉竹简，帛书，以及散布各地的石刻、画像、铜器、铁器、瓦当、遗址等，而且结合现代计算机科技，对秦汉文学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科学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而我们的秦汉文学研究还多处于手工操作阶段。90年代初期，跃进先生就敏锐地指出，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的信息化研究已经走在内地前面，他们创立了多种文献资料库，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系统整理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历史文献，像大型总集、别集的编纂整理，包括版本校勘、标点校对诸方面，以及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的汇编整理，包括年谱、作品辑佚、作家评传等一些文献考订的著述。他为此呼吁，加强秦汉文献的电子检索建设工作，用计算机解决秦汉文学研究的电子检索化问题。这种以计算机科技为辅助，把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的思考，跳出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藩篱，把握住计算机科技发展给文学研究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和价值，在电子信息技术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文献学的新构想。

　　古典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近三十年来，跃进先生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充满探索的热情。跃进先生在学术探索中不断追求“新变”，超越自我，努力实践着前辈学者对他的期望，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学者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