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美］列文森著  郑大华任菁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常常来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层断裂。这一点，在重读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时，反而代替了对其结论的认可或批判，最先进入我的视野。对于担负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学说，他们需要做的，无非是将个人道德与国家命运相互寄托，找寻出口。然而，世事往往不如人愿，“三代之治”长久地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神话，不可复制。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激奋而忧愁的，因为他们的处世之“道”与所处之“世”之状况始终呈现令人担忧的错位，这种担忧促使着他们面对变化的形势，不断探究道德体系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协调。

    史华慈曾归纳过儒家思想的几对极点，其中一对就是“修身”与“平天下”。与列文森类似，史华慈也格外注意到将二者相互融合时，知识分子内心所产生的悲剧感。儒学将自身的力量诉诸道德约束力，所谓“君子不器”。在列文森笔下，清初的经验论者从根本上对接受西方科学毫无理论帮助，即使表面上他们具备某种践履性的准备。当西方文明全面显示出它的优势时，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从自身的传统中找到与之相抗衡的价值体系，甚至找不到正面接受它的合理解释。其中总是矛盾重重，理智与情感两相分离。于是，列文森的悖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跨越的障碍，他们对传统的认同缺乏向往现代的理性依据，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向往，又缺乏感情上的支撑。如何解救时代的困顿、国家的苦难，又能将传统视为一个来自过去又融入现在的思想体系？列文森对西方冲击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困境的分析，正是他有别于他的老师费正清的地方之一。

    许多人将列文森与费正清一同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差别。列文森显然添加了更深层的人文关怀，他的意思，不仅仅是机械的将西方的影响作为拯救中国的惟一良方，而是把这一过程中中国人面临瞬息万变的世界而产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作为一种思想史意义上的推动力，来讨论中国历史的走向。在中西碰撞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无数可能性，他们有自由选择各自的立场，而最终却没有人获得成功。他们寄望于对传统采取某种姿态，能与西方文明顺利连接，获得尊严。他们所主张的与真正认同的历史与价值也许是分离的，需要的是以一种重识过往的态度来获得新的思想资源。

    在他们心中，未来社会的蓝图也许产生于传统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或者分离。但无论如何，首要目标仍是重新确立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地理和思想意义上的世界地图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当“天下”成为过去，全球主义造成的危机意识不仅带来心理上的失落，亦无法解决构成当下人们生存状况的传统和历史意义问题。中国在全球历史的时间序列里落后了，那么，学习一个“现代”的“西方”，是否能治疗否定传统带来的心理创伤？随着帝制的结束，儒学赖以生存并发挥效用的制度场所随之消逝，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面相进入全球主义的新的现实当中呢？列文森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共产主义都为中国寻求到一条突围之路，它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时，亦将儒学以光荣的形式送进“博物馆”，使之成为与现实世界相疏离，而又可供凭吊与怀恋的文物。

    列文森对儒学的判断在“博物馆”的比喻中尘埃落定。然而，“文革”及后来的历史使列文森这一说法遭遇到不可预测的复杂性，还没来得及作出回应，这位天才型的学者便英年早逝。我们不禁想象，如果他能够看到中国近四十年的历史，将会产生什么新的看法？一切线索都仅仅存留在列文森的字里行间，我们只能从这里再次回味，那些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

    儒学已经死亡，还是将要复兴？这或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从列文森的书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似乎再次看见一个魅力四射的孔子，一个在大众传媒中以日常伦理的角度获得重生的儒学。可事实如何呢？如果重读列文森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列文森早已睿智地指出了令人哀伤的事实——其实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