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黄波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28.00元

图二：黄波，男，1973年生，曾做过会计、公务员、自由撰稿人等，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偶作文，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著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等。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之后，“草根史学”及明史热已逐渐降温。可恰在此时，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横空出世，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叫黄波，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这本写朱元璋的书既不同于严肃的“专家史学”，亦不同于轻松诙谐的“草根史学”，它处于“中间代”，通过专题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朱元璋的成功路径、治国理念、心理特点及历史影响，既有学术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它的四大卖点赫然印在书的勒口上：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硬伤的皇帝读物。

这“四个第一”，到底是货真价实，还是一种炒作的手段？“中间代史学”又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作者对朱元璋这个皇帝又有哪些新见解？……带着诸多问题，记者专访了作者黄波先生。

记者：您的书标榜了“四个第一”，您觉得底气足吗？

黄波：老实交代，所谓“四个第一”，主要是出版方营销的考虑。但要说完全是胡吹，我也不太服气。我写朱元璋，无意炒作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而是将其视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他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这种写法是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想，只要你拿它和目前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帝王书对比一下，不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记者：你独创了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中间代史学”和我们熟知的史学区别在哪里？

黄波：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变，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成为一种供人调侃的东西，因此在“专家史学”之外又诞生了“草根史学”。在我看来，这两种史学各有优长，也各有弊端。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可能由于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大陆的老一辈专家更存在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草根史学十分轻松，但过分沉迷于用网络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却由于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带来的硬伤，更是贻笑大方。我想超越专家史学和草根史学，就生造了“中间代史学”的概念。我用这个概念，并不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自己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它又尽可能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有趣，好读。我这本书只能说是“中间代史学”的一个尝试罢了，至于是否成功，请读者批评。

记者：你上面说过，草根史学常常会有不少硬伤，你自己的书能够避免吗？

黄波：绝对避免，不敢打保票，但我敢自信地说，硬伤肯定很少，因为我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以第一手史料作基础的。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小册子就不说了，大部头的，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共28册的《明史》、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大量的明代史料笔记，我都通读过。如果认真阅读，你也许会发现，我书中运用的某些资料可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原因很简单，那是从卷帙浩繁的《明史》中一些极不起眼的地方挖来的。现在关于明史的书好像很火，不少书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作者连《明史》都没读。这很不应该，《明史》是最基础的史料嘛。

记者：你倡导“中间代史学”，又声称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朱元璋，那么，现代公民眼光体现在哪些地方？你得出了哪些与前人迥异的结论？

黄波：我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我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针对吴晗等前辈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见。比如，以往史学界认为，起兵造反时的朱元璋是农民领袖，胜利后就成了地主阶级代表，发生了“蜕变”，而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同样，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也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我们只要稍想一下，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称道，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所以，我认为朱元璋的人生中根本没有什么“蜕变”，他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家族和朱氏王朝，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我将这一观点整理成文字在《书屋》杂志上发表后，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还将其作为理论动态进行了摘编。

又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多给予盛赞，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可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逼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21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在宏大的符号之外，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也是本书一个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

记者：那您觉得朱元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呢？

黄波：我一个最“另类”的观点，可能要算我对朱元璋的盖棺定论了。过去学界主流对朱元璋虽然也有批评，但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我则认为，应严格区分“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尽管个人业绩突出，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缺点”的负面影响，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须臾忘怀的。这样一个人物，还怎么去推动历史前进？如果这样一个人物，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那么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还有多少不曾推动历史前进的？

记者：看来，您不仅认为朱元璋不像吴晗等人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甚至认为，就是把朱元璋放到二流帝王中，也无法占据前列位置。这是否过于标新立异了？

黄波：绝对不是！我当然承认朱元璋是一个手段非常高明的皇帝，否则，他也不会对他的臣民具备那么强大的控制力，在其治下几乎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可是仅此一点，似乎只能说明洪武朝是朱元璋这个雄主的盛世，而不是他可怜的臣民们的盛世。史学家告诉我们，从明成祖朱棣开始，越往后，明朝皇帝的治国能力越差，一蟹不如一蟹。可是从史料上看，明中叶以后，因为朱氏皇权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恢复到他们的祖宗朱元璋的水平，整个社会反倒迸发出了洪武朝无法想象的活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个控制力太强的王朝，绝不是民众和社会的福音。如果硬要我在洪武朝和明中叶以后的所谓“衰世”中选择其一，老实说，我宁愿选择后者。

记者：看得出，你在尝试用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重审”朱元璋，那么你如何看待朱元璋的洪武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黄波：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文明之一，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赛跑中，它却成了最终的落伍者。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伍的？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潜心钻研中国科学史，他在著作中回答这个问题，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于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就看到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的掉队发生在明末，倒不如说是因为到了明末，中西文明才给了像利玛窦这样的有心人一个比较的机会。严格地说，中国在明初就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至少可以认定，中国在明末掉队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明初。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处于14至17世纪。现在，有了一点全球眼光的中国人都知道，在这一段历史里，世界面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会，而我们却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西方，关起门来寻找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可以说，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重大挫折，要寻找中国贫弱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洪武朝。今天我们重温历史，能够得出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