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以下简称《昨天》），如同置身时光隧道。这部问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报告文学，诚为作家麦天枢、王先明向着历史深处的一次文化“沉潜”。《昨天》从中西文化比较入手，对鸦片战争予以整体认知把握，将凝固的历史变成鲜活的新闻，让已逝的昨天化为流动的影像。

    美丽的罂粟，诞生出邪恶的鸦片。一个世纪前，鸦片悄无声息涌入中国。因了这黑色的膏块，一个原本聪慧的民族走向浑浑噩噩，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变得神魂飘散；国库白银流失，百姓家破人亡，军队战斗力锐减……整个天朝被麻醉了。一场中西大战终于引发。当时的天朝对西方了解之浅陋，令人震惊。如身为朝廷重臣的直隶总督琦善，竟在奏章中说：“外夷番银，都用水银熬点而成，包裹数年不动，常生飞蛾蛀虫，银坏羽化，正是此类。过上四五百年，不知变为何物。”“夷地土地坚刚，风日燥烈，又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茶叶、大黄便为通肠之圣药。”一直生活在传闻末梢的道光皇帝，也曾向林则徐发问：外国鸦片是不是掺和人肉配制？林则徐回答：说不定曾用乌鸦肉掺和。荒唐的逻辑，天真的思维，生发出可笑的空想。《昨天》拨开历史层层的迷雾，揭橥许多鲜为人知的东西，表现出艺术信息的陌生度与熟悉度的叠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昨天》以开放的思维，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架构起一座通向未来的文化桥梁。

    鸦片战争，不光是两个国家之间看得见的军事交锋，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方两种不同体系、不同特征的文明的碰撞、文化的交锋，是道德与利益、尊严与贪婪之争。

    彼时的清廷，已由开国而盛世，由盛世而式微。自给自足的小农心态，退婴保守的文化人格，导致政治机器的锈化，军事机器的腐败，和国民灵魂的霉变。然而，这并不妨碍盲目的自尊，偏执的自信，畸形的自大，以及良好的自我感觉。试看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圣言：“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都是大皇帝百姓，即便西夷的钟表大呢羽毛之类，并非中国必需之物，但准其前来通商，不过是大皇帝垂怜外夷子民，一视同仁的恩典。”“钟表、大呢之物，并非天朝必需，而茶叶、生丝，则你国不可没有。既知天朝垂惠于远人，安可欲心无足？”（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赐英吉利国王敕谕》）这是一个夜郎自大的庄园主人对远道来客的告白，是一个善良的拥有者向世界展现的人道主义。遗憾的是历史不容美德，历史有其自身的运行轨道和裁判方式。历史常常与暴力结缘，与罪恶为盟，向血腥折腰，向武力叩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了多少呓语美梦！

    当天朝半睁着醉眼似睡似醒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正处在它好事不断的青春期。当时天朝的敌手──英国，物欲横流而又生机勃勃，贪婪自私而又意气风发，冷酷无情而又昂扬向上；新大陆、新发明、新机器、新钱财……诱惑着这个强悍帝国海上称霸，陆地争雄，四面出击，开疆扩土，显示出冲天豪情；于是，这个“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的“弹丸之国”，将一个喧喧赫赫而又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比成了花脸小丑。无知导致自大，自大导致闭关，闭关带来落后，落后招致挨打，挨打只有亡国！纵有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大刀长矛怎敌坚船利炮？在决战中，除了武器的落后，战斗力的萎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曾经勇敢强悍的八旗子弟兵，早已在二百年的轻歌曼舞花天酒地中消磨了战斗力。面对一场遭遇战，除了高喊“狼来了”，作形同虚设的抵抗，只有眼睁睁看着人家攻城略地，肆意胡为。彼时的天朝，成了一只金玉其外的烂苹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腐败的杠杆支配着王朝的运数，疏于世界知识却老于政治经验、拙于江山社稷却工于中饱私囊的天朝官员们，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立体腐败图。鸦片战争对于中方，不仅是军事的失败，政治的失败，更是文化的失败，精神的失败。

    在这场战争中，国人的愚昧触目惊心。广州之役，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中国人却好整以假的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假人假马，白幡白幛，燃烧的纸钱，精美的祭品……一切都做得庄严、认真而极富气派；天朝名将杨芳，在与英人交战时，竟下令士兵搜集女人尿罐，以破敌之“妖术”；就连民族英雄关天培，也曾在虎门战斗中大设“疑兵计”，命令士兵绕着炮台后的小园山不断旋转，意图给夷人造成增兵无数的印象，结果胸有成竹的英军对此报以“愉快一笑”；在广州保卫战中，中国指挥官将部队排成密集队阵，自己骑着一匹“结实的小马”来回奔跑，驱赶“兵阵”敲锣打鼓呐喊着迎击登陆的英军，直到成排的枪弹过于有效地打进血肉之躯，才哄地一声自动散去；乍浦之战，中国官员竟在英军袭城时派遣三百余名乡勇，携带纸糊面具，“白昼跳舞作鬼”“欲以奇兵制胜”，不幸的是，在夷人无情的枪炮面前，“鬼”们小舞一场，便纷纷作鸟兽散……整个战争期间，类似的东方喜剧上演了一台又一台。然而英人终究势如破竹，仿佛青草地上跑马般闯入中国领土。

    夷人的枪炮，打破了伦理国度特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孟圣贤、男耕女织；打破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静谧和谐。这对于一个在历史阳光中悠然地迈着四方步的伟大文明是一记重创。但同时，它也让昏沉沉的黑暗王国透出了一线光明，使波澜不兴的死水掀起狂涛。麻木迟钝的老大帝国终于觉出了一丝痛楚。鲜血，从来都是社会思想的养料。正是从淋漓的鲜血里，才涅槃出思想的太阳。

    林则徐，专制时代的奇迹，天朝优秀的花朵。他刚毅果敢，为政清廉，深谋远虑，被称为“官场怪物”；而查禁鸦片，虎门销烟，显示出特有的铁腕作风。他一到广州，便详察民情，招纳精通洋文的知识分子，翻译西方报刊资料，了解“夷风夷俗”。但天朝制度束缚下的林则徐，不可能脱离黄土地的惯性走得很远，世界在他眼里仍然是一个难以理喻的“异类”。比如他一直不相信英国会派兵到中国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曾这样说：“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如果奔逃上岸，夷兵浑身裹紧，腰腿直扑，跌倒便爬不起来，凡是内地不论怎样的人民，都可杀掉这些异类，跟宰犬羊一样。”“该国现在是女子主国，在位四年，年仅二十，其叔父分封外埠，一直有觊觎王位的心思，因此内顾不暇，哪有时间窥探这边？”对战局进行了极其天真的估计。在日记中，他又写道：“……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同演剧扮作狐、兔等兽的形状。其帽圆而长，颇似皂隶……粤人呼为鬼子。妇女头发发式分梳两道，或三道，都无高髻，衣服则上而露胸，下拖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是夷俗也！”林则徐的另一面是韬光养晦，藏而不露，善于在冷酷无情陷阱处处的官场斡旋。即便在辉煌的禁烟运动中，他也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举动，则必顾及方方面面；威风凛凛与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与雷厉风行，缩手缩脚与大刀阔斧，死守规矩与锐意创新，都在他身上矛盾地存在着。在广州，他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成功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禁烟运动。然而虎门销烟却成了贪婪者磨刀霍霍的借口，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孱弱的天朝惊慌了，林则徐无可避免地成为替罪羊，过早结束了一己政治生命，走向帝国祭坛。好在青史有情，他作为高大完美的民族道德偶像而永存。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一种先知先觉者的痛苦。毕竟，作为清帝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最早感受到了遍披华林的悲凉之雾。一个林则徐挽救不了民族命运，这位生不逢时的栋梁之才，到头来不过充当了天朝的守墓人，帝国的殉葬品。

    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道光帝，是天灾人祸不断、内忧外患连连、银子开销日繁的中华大家庭里一个忧心忡忡的家长。他夙兴夜寐，劬劳不已，挖空心思改革整饬，却总是上当受骗，一无所得。在开源节流的表面文章下，是更加的奢侈攀比，是愈演愈烈的人性恶。天朝臣子们欲壑难填，心中唯我；道光一心倡导的“清、慎、勤”，只有他独个儿沉溺其中，他的王朝和臣僚却不买他的账，整个的国家机器不买他的账。道光帝所处的时代，风雨飘摇，国运衰竭，大清帝国早已失去康乾盛世的青春之气，在下坡路上翻起了连脚跟头。

    琦善，又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他是天朝官吏中拱手相待西夷的第一人。当皇帝和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满朝文武都不能放下架子一见西方公使时，琦善第一个“平起平坐”地与西方人对话。这里面包含着放下天朝“自尊”的痛苦的心理磨难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割让香港，赔偿巨款，使他成为万劫不复的罪人。实际上，他也是官场的牺牲品，历史的可怜虫。琦善一生，几起几落，头上的花翎不时拔去又插上，插上又拔去，遭际实也令人感喟。这个在夷人的威逼面前试图以妥协的方式策划未来的政客，最终为黄土地深处朴素的伦理情感所吞没，成了民族耻辱的个人象征物，将自身声名埋葬于历史的深渊。作品在刻画这一人物时，并未流于单一化类型化，而是揭示了他斑驳复杂矛盾重重的心灵图景。

    全书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在历史的风云中，对各类人物予以扫描，表现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性的多面。奕山、隆文、杨芳、怡良、裕谦、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海龄、张喜、义律、懿律……或忠诚，或刚勇，或圆滑，或无能，或昏聩，或狡诈，纷纷在鸦片战争的舞台上显影。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好人身上也有瑕疵，坏人身上也有亮色。像民族英雄关天培、邓廷桢，就不那么十全十美，一尘不染，而是也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检点（如收受贿赂）。而清政府大批官员在战时的自尽，也让人遗憾，他们以自杀的方式，走上了个人灵魂的天堂，客观上却置战局于不顾，其烈固然可嘉，其行却实为一种无谓的赴死。在对历史人物评价中，作家那不凡的识见和思想的火花处处闪现。

（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原载《书屋》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