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史》  唐明贵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同时，该书所涉内容极广，上至治国，下至修身，无所不包。因此，《论语》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者代不乏人，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论语》学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论语》学史。但是，直至今天，国内还没有一部相当规模的《论语》学史的研究力作出现。唐明贵博士的新著《论语学史》的出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上的缺憾。

    从学术的层面对《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的原因予以论述，从而向广大读者展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全文除绪论、余论外共分十章，其中第二章至第八章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不同时期的《论语》学的特点及成因。如作者指出，在汉代，汉政府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措施以及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论语》学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论语》文本的初步定型和解说，则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兴盛，儒家经学受到严峻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社会教育上的宗主地位并没有动摇，所以《论语》学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学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而且《论语》的注释体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集解”体和“义疏”体。隋唐时期，统治者统一学术，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政府钦定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并且借助于科考建立了世俗利益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典知识话语的联系，致使士子们只求仕途通达，以熟读《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结果导致这一时期不仅研究《论语》的论著数量少，且在注释方法上也没有创新，《论语》学走向衰落。

    注意吸收新知、新识、新材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论语》学经两千余年的累积，新知、新识、新材料不断涌出，如何把握和利用它们，往往决定了学术水平的高下。《论语学史》对于前人的成果并不是简单地盲目罗列，而是剖析众说，择善而从，有分析，有考辨，间下己意。如对《论语》的编纂者，汉代《古论》、《齐论》、《鲁论》出现的时间，《孔子家语》之真伪等，能够突破旧说，提出一些独立的见解，表现出一定的学识。再者，作者比较重视地下所发掘的新材料。地下新材料的运用，在明史、考辨等方面往往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如钱玄同认为《论语》中某些语句是出自刘歆的伪造，但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出土的《论语》竹简足破其说。这类材料的运用在该书中还有一些，如郭店楚墓竹简、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等。

    扬榷是非，考证精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论语》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千百年来，虽然研究《论语》的论著浩如烟海，但由于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误脱、增衍及“疑古”思想等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论语》研究中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作者知难而进，对于《论语》学史上不少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进行缜密的思考，条分缕析，梳理出有说服力的论点，颇见功力。如关于《论语》的成书，前人作了很多研究，形成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孔子亲定说、孔子弟子编订说、孔子门人编纂说、文景博士编定说；本书对这些说法一一加以分析，指出了各自存在的不圆满之处，认为《论语》的编纂有一个过程，而不是短期成篇。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他们便将各自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的篇章。及至子思，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验证《论语》最后成于子思之手这个结论，作者除了利用各种各类文献外，还从《大学》与《中庸》入手，论证了二书的作者曾子和子思具有师承关系。接着又从《中庸》和《论语》思想的一致性上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证《论语》最终由子思裁定的结论。

    要之，这是一本立意高远、取材丰富，对中国经学史研究有贡献的好书。但书中仍有不足之处，如论证《论语》成于子思之手，考证尚欠周密，说服力还不够强。另外，《论语》除在政治、教育和法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作者没有论及这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