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王铁仙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26.00元

　　现代文学本身复杂多元，精神形态更丰沛深邃，很难把握。王铁仙教授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不仅找到了这样一个切入点，而且梳理出其中蕴涵深远、流贯至今的文学精神——人的自由解放。

　　中国现代文学枝蔓丛生，思潮更迭频繁，启蒙、救亡、翻身、解放主题交错互生，想从河网密布的水系中清理出主航道，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确定现代文学的起点，然后再一一甄别，把握现代文学的精神质地。王铁仙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始自“五四”，从晚清到“五四”，虽然文本之中不乏现代性因素，但多半新旧杂糅，缺少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品，更谈不上形成现代性文学创作的潮流，此一时期充其量只能说是现代转型的准备阶段。只有到了“五四”，转型才全面开始。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现代人学思想为内核的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以‘人’为本原和以个性化为创作原则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五四开启的现代文学精神是人的自由解放，是文学的人学本质与审美属性的确认和高扬。“五四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以后不论发生过多少变异，遭到过多少曲折，在五四建立的那个范型，在作者、读者的笔下和心中，无论何时都没有被真正打碎过，从未失去过生气和自信。”

　　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文学的人学本质和审美属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僵化的，而是鲜活的、流动的，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五四如此，新时期亦然。《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第一辑“个性主义的潮流”中，王铁仙通过考察近现代文学的流变进程，告诉我们，“文学”与“个性”是互动共生的，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卷入生活的深层，忠于内心的真切体验，他笔下的人物就一定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存在。明清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潜流为五四人学观念的确立做了铺垫，五四时期，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我的对立虽然继续存在，但个性解放的心声已经汇流成河，浮出了古老中国文化的地表。鲁迅、周作人的人性观和个性主义主张就是很好的说明。及至当下，个性主义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常态，宏大叙事、个体叙事交互并存，承担与超越同在，理性与非理性共生，这些多元化叙事诠释的不正是现代文学的人学本质和审美属性吗！人学观念的凸显与深化，爱的烛照和美的愉悦，使得“人学”精神薪火相传，不绝于耳。

　　探询现代文学精神，左翼文学的得失评价也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不仅因为它是继“五四”之后中国最大的文学运动，而且由其衍生的政治与审美、个体与群体、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关系问题，都是文学的“绝大”命题，《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第三辑“左翼文论的得失”以客观的立场阐述了“左翼文论”的历史意义与文本价值，尤其是它带给我们的广泛思考。王铁仙认为，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在大众化、现实主义等方面有内在联系，但在人学的丰富性和审美性上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强调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强调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完全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同时也忽视了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性质，把审美价值排除在文学的价值之外”。记忆历史是为了当下，认识左翼是为了启示未来，今天，我们在扬弃左翼文论绝对化阶级论观点和社会功能单一性追求的同时，不能陷入所谓的“纯文学”陷阱，漠视人民大众的生活、改革开放的伟业，更不能因为要大众化，而忽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传承现代文学精神，鲁迅自然是绕不过去的。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透示出来的启蒙思想就是现代文学的精神，就是人的文学的光亮。《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第四辑“鲁迅精神的光耀”可以说是第二辑“五四文学的传统”的深化。鲁迅身上负载了太多太多的现代文学信息，他始终如一的启蒙思想、质朴无华的平民情怀、严肃内敛的自审意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永不放弃人的解放的理想”无不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他与瞿秋白的患难之交中则对这种精神多有印证。其中“从未有过的理解”、真诚平和的心性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身心自由的重要。时至今日，鲁迅孜孜以求的人的自由解放理想仍在激励着我们前行，他的文字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散发着生命的热力。

　　评论也是一种写作，需要有个体的真的声音。作者不仅思维缜密，说理透彻，而且行文流畅，了无高头讲章的“图书馆写作”气息。即使是追索丰沛绵长的现代文学精神，作者也是力避概念化、标签式的批评术语，而是以追求“人的灵魂的深”的真诚态度，回归文本、回归内心，自由地表达情志。从章节的设置上来看，王铁仙很好的兼顾到文学精神的内在逻辑性与当下性，始终葆有一份“介入”现实的写作姿态。正如钱谷融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文学艺术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性、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具体而言，其最低标准是一切为了解放人、提高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也可以说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同样的情感’。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文学就仅存形体，而没有多少吸引人、感染人的魅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