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年份孤立地看似乎并无特殊意义，但若放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就会看出其中的玄机——1948年之于当时的中国，无疑就是一个玄机重重的年份。首先，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即将尘埃落定，未来中国乾坤挪移、改天换地的局面也渐趋明朗；其次，中国未来的政治与文化走向也是在这一年初露端倪，此间非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逐渐跃居为彼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亦即将占领彼时的文坛，并成为其后数十年间唯一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一书，即以这个特殊的年份为切入点，以具体而微的细节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以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沈从文等著名文化人的个体命运，揭示了这一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人生选择，对他们个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种种纠葛以及其后文化体制的形态及其成因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和分析。

在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传统文学史的视野中，1948年的革命文学既是一个瓜熟蒂落的年份，又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份，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曲艺、漫画，一切的艺术形式都在向政治靠拢自不待言，政治的意识形态也逐渐被转化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并进而涌现出第一批相对成熟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新样本，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但是，读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我们就能够知道，传统文学史的叙述与当时复杂的历史相比其实相差甚远，且不说它们并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各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对那一时期各类知识分子不同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和心理现象显得关注不够，故而根本无法全面、客观、完整地呈现历史真相，当然也就使得其文学史的价值大打折扣。钱先生的著作则从叶圣陶的私人日记入手，“突出‘一点’而观‘全貌’”，一叶知秋，以一个年份串联出一个时代，以一个人的生活实录来对照彼时彼地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实际，演示出细节背后既严峻又复杂的事实真相，进而探讨其史的价值与意义——正如钱先生本人所言，这样就“更集中，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可以把容易为‘大文学史’所忽略或省略的历史细节纳入视野”。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由高度集中与统一的文学话语所写成的，那是一种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为一体的“歌德”式文学，其政治思想绝对正确，其人物塑造黑白分明，而这样的文学模式早在1948年前后即已基本定型了。对于身处1948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身陷民族生存与自身生存的双重危机之中，无论个人是否情愿，他们都不得不面临着一种何去何从的选择，但在非白即黑、非左即右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情境下，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权利和余地，他们或者自觉修正自己的世界观，来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或者干脆改行，默默退守到一己的心灵世界之中——但不管他们作出怎样的选择，其结果都不外所有“多种的，因而不免是不协调的声音，最终归结为‘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主题这一个绝对一致的声音。”

“天地玄黄”一词源于《易经》，原本指的是天与地的颜色。钱先生将“天地玄黄”用作自己的书名，是一种借喻，喻示时代的重大变革。

《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中华书局，200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