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辑出版过一本小刊物，叫《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每篇文章三四千字，每期五六万字，不定期出版，随编随印，印数几百份，可这本小刊物的作者阵营强大，内容翔实，影响不小。余英时先生2005年9月19日致函梁涛就说：“贵刊资讯丰富，对于同行的人是极有帮助的。”后来，随着主编梁涛、研究室主任姜广辉先后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了两年多时间（2004~2006）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最终停办。所幸的是，梁涛从五十多万字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中精选出31万字，定名为《中国思想史前沿——经典诠释方法》，并于2008年12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思想史前沿》一书包括“经学研究”、“思想史讲座”、“思想史研究”、“思想史方法论”、“出土竹简与思想史”、“经典与诠释”、“西方汉学研究”、“学术会议纪要”、“人物与思想”等栏目，再现了《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对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学术热点的高度关注。今年4月中旬，赴徐州参加“首届孟学（国学）高层论坛暨中华母亲节促进大会”，承蒙已经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并兼任《国学学刊》编辑部主任的梁涛惠赠一册。回来后，翻阅了好几遍，深受启发，尤其对“前沿”背后的三个“细节”倍感伤怀，甚至接近于心酸。

　　第一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22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我现在七十多了，回顾我走的道路，这一辈子不断地画逗号，始终不能画一个句号。现代文学馆找了块大石头，上面画了一个逗号，表示现代文学从鲁迅到现在一直是逗号，没有句号。那么我们搞哲学的人，能不能画一个句号呢？我就是不断地画逗号，这就感到一种悲哀。这个悲哀也涉及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和哲学史、思想和思想史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搞的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呢？搞了一辈子，无非搞的是哲学史，没有搞哲学。搞思想也是，我们搞的是思想史，不是搞思想。就我来说，我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人生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悲哀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者。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想在班上做哲学上的发展，一个个都被批了。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定位。我反复考虑了，我一辈子一直画逗号，不断地画逗号，无非是做一个哲学史家，还不一定做得成哲学史家。

　　1930年出生的余敦康，主要著作有齐鲁书社1991年、方志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以及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一位毕生研究玄学、易学的知名学者，七十多岁了还只是说自己在画“逗号”而不是画“句号”，这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难道仅仅是——不承认自己做的是“哲学”，只是在做“哲学史”，或者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顶多是个“哲学史家”？难道仅仅只是这样一份“谦虚”抑或“自嘲”？

　　第二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39页，是梁涛在《后记》中说的一段话：

　　在当今中国人文学科中，思想史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无论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是七八十年代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近代思想史论》、《现代思想史论》，以及最近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史“三论”，与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影响了一代青年学人，我也是在那时因读了李先生的著作而走上思想史研究道路的。思想史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学科本身，而受到了人文学界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往往喜欢涉足思想史研究，尤以文学为多，思想史可谓“风光无限，人丁兴旺”。但在体制内部，思想史学科却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思想史属于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与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等学科相并列，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研究或对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虽多，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会，没有一个专业刊物，更多地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下栖身度日。以我曾经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而言，所办的两个刊物却是《中国哲学》和《新哲学》。

　　无数的人喜欢读“中国思想史”的书，可它作为一门“学科”，至少心里有着说得出但现实中却摆脱不了的两大悲哀。其一，玩的明明是“思想”，但在学科体制上隶属的却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学”。其二，由“历史学”主管倒也无所谓，可又历来倍受歧视，说你不搞实证，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务正业，败坏了门风。

　　第三个“细节”出自《中国思想史前沿》第218页，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笑敢在《直道而行坎坷路——恩师岱年琐忆》一文中说的一段话：

　　1962年，张先生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可以参与教学，但是不能发表文章。1966年文革一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抄家后被勒令搬到小房间去，先生只好卖掉四辆手推车的书和沙发、书桌，挤进一间半小房子中。我们到北大时，先生已经住进蔚秀园。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当局促。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后来，先生住进了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两间向阳的卧室，先生和师母一间，儿子和儿媳一间，先生的书房就在背阴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中。房间中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就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个茶几，两张椅子。客人一坐下，几乎与先生膝盖相摩，不得不“促膝谈学”。记者来照相，发现屋子太小，无法取景。盼啊，盼。2001年，先生终于搬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蓝旗营新盖的院士楼。大家都庆幸，先生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这年先生92岁。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亚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终于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卒于2004年，享年95岁。记得郭一曲读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时，登门拜访过张岱老，后来在《粤海风》2000年第4期发表了《陋室之中访大师》一文。郭文的“陋室”，指的是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可这个时候，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来临了，张岱老已经九十多岁啊！从一间半小房子到蔚秀园的30平米，从中关园的五十多平方米到蓝旗营的院士楼，时光竟然一晃就走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刘笑敢笔下的这部“张岱老住房史”，最让人不是滋味的正是“盼啊，盼”几个字！

　　从19世纪的黑格尔到21世纪的德里达，都说过中国有“思想”而无“哲学”。古代的情形这里存而不论，单说现在。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哲学”，看看余敦康的说法——“50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你就会明白这种“精神体制”有多厉害，而且至今依然。“思想”未必等同于“哲学”，“哲学”的则必然是“思想”的，看看梁涛的说法——中国思想史学科“在重视实证的历史学界向来被视为非主流，而更多地被等同为哲学”，你会觉得这种“学科体制”简直就是在乱点鸳鸯谱，以致弄得“思想”不像思想、“哲学”不像哲学，人不人鬼不鬼的。说极端些，即便有人不拿“精神体制”、“学科体制”当回事，那还有“物质体制”足以制裁你，这就是刘笑敢所说的“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

　　尽管我一直肯认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既有思想、也有哲学，但我同样得承认：历史积淀如此丰厚的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却未能为世界贡献应有的“大思想”和“大哲学”。原因何在？就是那个“精神体制”，那个“学科体制”，那个“物质体制”吗？唯唯，否否。读梁涛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前沿》，本来想就经学思想史、经典解释学、简帛文献学三大“前沿”谈些读后感，没想到最感喟的反而是这样几个背后的“细节”，“背后”的东西。但愿没有“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