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激荡，呈现出彼此交织、更趋错综复杂的全球文化图景，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区域文化精神的追索与建构，正在成为当今文化发展与研究的重要主题。就此而言，刘士林教授主编《江南文化精神》一书的问世（上海大学出版社）具有独特的意义。

　　江南文化精神的探索，可以多学科多向度地展开，而《江南文化精神》却是在江南文化庞杂表象和杏花春雨之类繁杂意象等等的纷纷扰扰之中，突出重围，追求灵魂深度的还原与构建，直指江南文化的灵魂。本书作者们大多投身于江南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长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江南学术资源，拥有了体悟江南文化精神的学养与功力。

　　不仅如此，研究者在审美精神与实用精神的张力中进一步审视江南文化，解释了诗性与审美如何从实用理性与实用文化中挣脱与解放出来，并提出江南轴心期理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前2世纪称作人类的轴心期，尽管此前人类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并有了很多重要的创造，但由于他们作为人的根本标志的哲学意识尚未觉醒，正是在经历了轴心期的精神觉醒后，人类才真正完成了从自然向文明的飞跃。在刘士林看来，“在江南文化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江南精神的，只在经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审美精神觉醒之后，江南才启动从野蛮到文明、从本能到审美的升级程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版本并具有了半壁文化江山的意义。”“如果说北方文化是中国现实世界最强有力的支柱，那么江南文化则构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生活的脊梁。”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一理论的意义，可以确信的是，正是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与滋养塑造着中国文化性格，江南文化精神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江南文化本身，更在于它是构建整个中华文明具有支撑性作用的重要来源。

　　文化精神的叙事方式是多年困扰的难题，而该著“以人物说精神”的叙事方式却是一大特色。史学家多以人物说话，以中国历史著作最为典范，钱穆先生指出，《尚书》、《左传》与《史记》既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是三种体裁，《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其中最好的当推《史记》，而以人物为中心的史学叙事恰恰是其成为杰作的秘笈之一，该著试图秉承这一传统。更重要的是，“以人物说精神”是该著开掘江南文化精神的精微创意。著者认为，与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相对，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以人物说精神”的叙事方式，直接有助于契合、切近和澄明江南的精神本体，实现对江南文化精神的本土言说，从而克服移植式的“借符号讲话”的学理方式，以概念的、抽象的、空洞的理论体系去强行比附江南精神，反倒易于跟中国人文精神积淀深厚的江南文化渐行渐远。应该说，该著选取的五大类人物“遗民篇”、“流人篇”、“山人篇”、“学人篇”、“红颜与帝子”，突破了一提江南便是才子俊秀、白衣卿相的主流人物，试看“细细熏风中的未眠人”的遗民，“江南大地上的异乡者”的流人，“清风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的山人，此前被风流才子所遮蔽的江南文化面貌得以豁然凸显。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著文采飞扬，隽永文字与意境画面交相辉映，堪称江南文化的艺术品，阅读该著犹如倘佯于江南人历史画卷，令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该著作为江南文化精神的研究成果，尽管还将接受历史学家对史实的挑剔、地理学家对科学性的拷问、哲学家对理论命题的审判等等，但是，正如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什么理论，更在于提出什么问题，该著的重要意义之一正在于，他对江南文化灵魂的哲学追问及其独到的追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