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陆续收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惠赠的四本新著，分别是《紫禁内外》、《天府永藏》、《守望经典》和《故宫与故宫学》。这四部新著，是郑先生在多年的故宫博物院领导工作中根植于实践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总结，也是他提倡的“故宫学”的奠基之作，可以姑且称为“故宫四书”。

　　“故宫四书”之《紫禁内外》所述与紫禁城有关的历史文化诸方面问题，尤其是关于故宫博物院历史发展中重要的人和事，其要义是对故宫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价值重估。《天府永藏》是关于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比较研究，其中也涉及到当年“文物南迁”对于保存民族文化精粹重大意义的判断，论述了故宫与民族命运与共的紧密联系。《守望经典》是郑欣淼先生就故宫的相关问题，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时的谈话记录，涉及到有关故宫的许多方面的问题。《故宫与故宫学》则是郑先生近年来有关故宫学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故宫四书”的基本内容都是有关故宫的。郑先生说：“故宫是座丰富的宝藏，更是一部大书，对故宫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在对这部大书的研读、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郑先生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故宫学”，即关于对故宫研究的新学科。对于故宫的研究，历史可谓久已。早在故宫博物院建立伊始，就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对故宫的藏品、建筑和宫廷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研究，八十多年来，代有传人，不乏精品之作。八十多年的故宫研究史，已经为故宫学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和学术基础。但是，这些研究，还是比较分散的，多是技术和艺术层面的，需要进行综合和整合，需要进行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以适应新形势对于故宫研究的需要。“故宫学”的提出，就是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种理论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故宫学”是应运而生。

　　在郑欣淼先生看来，“故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对于这个文化整体，需要用整体性的思维来把握。故宫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就是贯彻了这种整体性的思想。按照郑先生的论述，故宫学包括有关故宫和故宫博物院诸方面的六大领域，如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和故宫博物院史等。这些研究方面统一在“故宫学”的内在逻辑之内，而实质的含义，就是由此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故宫文化”。这样，就打破了原来故宫文物研究的学科界限。界限打破之后，就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实现了宏观视野与微观探索的交集，实现了在“故宫文化”这个整体性概念下的新的综合。而在这种大概念下，在整体性思维的统摄下，对于具体事项的研究，如对于藏品、建筑和宫廷史的研究，也就会更深入了。

　　故宫学体现了人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于“故宫”的再认识。这种“新”认识的本质是对于故宫“新价值”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于故宫做出“新”的价值挖掘和“新”的价值判断。

　　这种“新价值”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从郑欣淼先生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就是把对故宫的研究纳入到广阔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纳入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郑先生说：“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故宫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宝库”。这些论断都是从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下来论故宫。价值是一个关系判断。从与传统文化背景的关系、从与现代文化建设背景的关系下来审视故宫，来阐述故宫文化，就有了一种新的视野，就不仅仅是就故宫说故宫，就不仅仅是孤立地来研究和评论故宫的藏品、建筑、技术和艺术，而是阐发出故宫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源流中和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把故宫文化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组成部分，进而推进故宫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样看到的故宫文化的价值就更高了、更广了，也更深刻了。

　　故宫学提出以后，得到海内外博物馆界和学术界同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赞同。我在与同仁进行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中，以故宫学的理念和方法为基本指导，把对沈阳故宫的研究纳入到故宫学的范畴内，作为故宫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扩展项目”，使我们的研究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受益良多。前不久，我在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同仁的交谈中，他们也表示了对于故宫学的浓厚兴趣和赞赏。可以说，故宫学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已经不仅仅限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两岸的三个“故宫博物院”，对于我国的博物馆学界，都在学术的层面和实践的层面，具有直接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