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册苦水先生之书信集，思绪万千。要把我所要说的话大略梳整一下，那也得一部专著，此时此刻，写此短序，焉能尽其万一，而且我提起笔来也不知该从哪一点、哪一面谈起为是。一句话，我的回忆和感想内容既繁复又零乱。

我从1941年之年底冒昧写信给先生，因不知地址只好把信寄到辅仁大学，没想到次年之春便接到了先生的复函，从此以后直到先生谢世，除去政治运动和先生患病等特殊缘故之外，我和先生的通信未尝停断。每接先生一封赐函，皆如获珍宝。经过“浩劫”，许多名流大儒的手札，如涵芬楼主人张元济，如中西贯通文史大师钱钟书诸位先生的赐函手迹皆遭散佚，唯独苦水先生的这一批珍札奇迹般的保全下来，此中似有天意非偶然也。我所谓天意，大略如佛家所言，冥冥之中自有姻缘，似不可解而实以历史条件之所安排也。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古人尝云：求师难，寻徒也不易。先生把平生一大部分时间心血花费在了给我写这样的信札，可以说明先生门墙桃李遍天下，确更无第二人能得到先生这般的赐予，这是第一层。

接着我就又想，先生写给我的这些珍札，说是为了我个人，自然不差，然而这批珍贵文献的真正价值却远远超越了我们师生二人之间的种种情缘和文学艺术，乃至中华大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相互启发讨论，这一点，如果是我个人有意的夸大，那自然是我的言过其实，但我总认为早晚会有具眼有识之士会认可我的那种估量。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产生这批书札往还的时候的真情实况，我们师生二人所处的国境、家境、物境、心境，都是什么样的？那恐怕也同后人读“二十四史”那样陌生而新奇，甚至不敢置信了。

1942年年底，我给先生寄去一信致以问候，不久先生就写赐五首绝句来，其末一首云：

抱得朱弦未肯弹，一天霜月满阑干。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至夜阑。我得到羡季师赋五绝句相赠，感慰难名，亦用五章报之，其中二首云：

一回书至百回看，冉冉风烟岁已寒。除却赠诗才几字，若行读不到衰残。谋生最好是吟诗，(师句)诗里真心几个知。

旷代更无郑笺手，

飞卿终古枉填词。(时方作温庭筠菩萨蛮注)

这些诗句至今每一读诵，还是万感中来。

我“注虫鱼”的深夜是什么照明的工具？就是一盏小油灯，古云：“一灯如豆”，真实不虚，那点微弱的灯光只有黄豆大小，而我伏身在一张炕桌上，写那细如蝇头的小字。有一回，父亲见我还未休息，进屋来见我那种情景，只说了一句话：“你这么写，不就把眼弄坏了吗？”说完感叹而去。回想起来，我那时不是不知爱惜目力，而是无从爱惜目力——以致今日我的双目坏到如此地步而为先生的遗札写这样拙陋的序言，除了我的文化水平之外，我的眼睛也与我的心灵一样，说是万感中来，自问这种言辞与一般常见的陈言套语是没有上述时代经历的人能够容易体会的。

先生书札中所涉诸般学问丰富精彩不可胜言，本应随我管见，略加讲疏，惜乎衰残年迈，目不见字，手不成书，谨能以此数行芜词表我微悃，心所难安，復何待言，幸方家读者谅而恕之。

小诗云：

　　先生书札与谁亲，惭愧村童得保珍。岂独三生私有幸，中华文化待传人。(本文为《顾随书札——致周汝昌》序，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