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先生的《姚鼐与乾嘉学派》一书，特点为：言必有据，厚积薄发，见树又见林；是文学史，也是学术史。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发展了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的汇聚，因事实的研究而产生个别题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是科学的研究。王达敏先生此书正是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的。我不知道这是暗合，还是北大优良学风的传承与发扬，反正我此书到手，立即被吸引了，而且读之唯恐其尽。这种魅力是不容易产生的，特别对我这86岁的老书生而言。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历史语言学派创始人德国史学家兰克也好，傅斯年也好，他们的科学方法，中国其实也古已有之。在方苞的《万季野墓表》中，万斯同略述其《明史稿》著书旨趣时有云：“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望溪文集》卷十二）

　　要做到结论正确，全靠资料齐备。作者出自北大，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图书资料，应有尽有，加上主观的勤奋，于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格外得心应手。全书胜义络绎，全凭史料说话。例如论桐城派全由姚鼐建构，初与方苞、刘大c无涉；又如论述乾隆帝之所以反程朱，是因后者主张以相权制衡君权等等。初看似觉突兀，而由于作者历历举证，自然博得读者首肯。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对研究对象，无论如何纷纭复杂，都能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即所谓探索其规律性。如本书第200页引凌廷堪、段玉裁及阮元的学术反省，说明汉学之弊必然引起学术向朱学的转化，即是如此。

　　平庸的学者往往见树而不见林，更不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我切身体会而言，我早就从《胡适文存》中知道有《汉学商兑》其书，后来也看过万有文库本；也知道姚鼐说过：“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也知道章学诚痛斥袁枚；也知道钱载与人争，几挥老拳；也知道姚鼐赠章学诚诗，极嘲其貌寝；也知道姚鼐不听人劝，为袁枚志墓；……现在王达敏先生综合诸“木”而成“林”，用汉、宋派争这根红线贯穿起来，前因后果，历历分明。从全书看，很多地方，果又为因，互相映带。

　　无论何派，也无论学者或文人，以有思想者为贵。戴震、袁枚都有思想，刘大c也有，姚鼐则只是一个文人。王达敏先生并不拔高姚鼐，而是态度客观，持论平实。

　　我撰写过《清诗流派史》，也和友人合编过《清文选》。看了王达敏先生此书后，深感相知恨晚。如能早见此书，则我们在撰写《史》和《文选》时，必能多所取益。

　　敬受教益之余，也想提出两点和王先生商榷。

　　此书第172页引孔子“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以为“学”即“躬行为己”。似乎范围太小，仅限于“修身”。孔子此所谓“学”，实乃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更着重后三者。前一句“德之不修”，才是指修身。

　　另外，想着重谈谈乾隆帝对待汉学与宋学的态度这一问题。

　　乾隆帝的支持汉学，其实是以之为利禄途的。郭麐《灵芬馆诗集》中，好几首提到这点。现举其第二集卷九《送龚素山凝祚》为证：“方今诸耄士，抗论秦汉还。入室必马郑，在寝哂渊骞。余事识钟鼎，旁及虫鱼笺。上者掇高科，峨冠搢绅班。下亦收厚实，重币公卿延。八寸漆简脱，十指风椎悬。下视韩欧苏，浅陋巧语言。我生性梼昧，自信颇亦坚。古学有大小，琐细不足穿。诗文道所载，神智开必先。不闻舍舟楫，可以穷渊源。”这是诗的一部分，但完全论证了王先生此书的论点。读者细读王书后，对照郭诗，必更信服王书的论断。

　　正因为乾隆帝以汉学为利禄之途，所以龚自珍讥其座师王引之“抱小”。王氏为汉学大家，与其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同时，龚的外祖父段玉裁，另一汉学大家，居然欣赏龚氏的《明良论》。这些可以看出戴震义理之学的影响。可见嘉庆时汉学不是单纯向宋学转向，而是有更新的时代风雷在呼唤新的学术。

　　戴震的义理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决不可能得到乾隆帝的欣赏。章太炎认为，雍正帝的酷虐是宋儒造成的。其《说林》云：“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明白这点，就知道纪昀、朱筠、钱大昕等大汉学家反对戴震上述义理著作，“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章学诚《章氏遗书逸篇·答邵二云书》）是不为无因的。王先生在其书中提到乾隆帝对戴震的赏识，特别提到他对戴氏逝世的悼惜，如能再有材料解释此一疑案，就更有说服力了。

　　《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著，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