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漱溟，历来或毁或誉，评骘不一。群言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梁漱溟》，以年谱体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的“问题中人”。

　　一、“梁学”的必读书籍

　　所谓“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全集、日记和手书，似乎现在都已出版过了，而成为“热门”的梁漱溟研究（堪称“梁学”），也是好书迭见，笔者最近看到的一本新书，是群言出版社“民盟历史文献年谱系列”和“民盟历史人物丛书”之一的《梁漱溟》，其实即梁漱溟门生李渊庭和阎秉华夫妇所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的修订本（增订有《梁漱溟全集》中梁漱溟原本不打算披露的若干文章和日记等的相关内容），应该说是“梁学”的必读书籍，它通过大量引用传主或谱主的著作、谈话以及背景说明，将其一生展现于读者眼前，而编著者20年前即从事于此，期间曾得梁漱溟先生的亲授、修订，诚可谓弥足珍贵（因而本书封面还有梁漱溟“亲修”二字）。

　　由“民盟”的历史文献或人物还想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过去因各种原因，研究和出版可以说乏善可陈，随着对他们的重视，理所应当有更深入地研究，那么，除了梁漱溟，还应包括沈钧儒、褚辅成、张东荪、张申府、罗隆基等（据说其中有的已出版）。至于此书，有论者谓：“书中的文字绝不是对梁漱溟先生其人其事的简单陈述，而是以直引的方式，于言谈之间纤毫毕现其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肯中肯綮，洵为的论。

　　二、补缺和拾遗

　　此书虽经多次增订，大概是限于资讯上的条件，仍有许多失记，如谱主关键年份的1957年（丁酉），所记寥寥，不能完整呈现谱主的真实思想和心路历程。其实，在开展“大鸣大放”时，梁漱溟何以一开始就采取了冷静旁观的态度，没有发表任何谈话和言论，是有他的理由的。期间，他曾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做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了。”他还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职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去重复。”如果说这是他基于此前围绕“九天九地”的浪言而得出的教训，似乎与他一向只讲真话不讲假话、不附和不随大流的立场不符。果然，当年他接受《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的采访，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建议，他以为“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并指出“以党代政”的危害性。当然，经过共和国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如他曾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做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理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情，现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它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些言论没有收入年谱，实在是可惜。

　　梁漱溟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狂人。其实，在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同时，他也是勇于反省、不断改过的人。这如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梁漱溟对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以为然，连说：“错了！错了！”梁认为，中国文化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偏激和惰后都不行，而现实却是毛泽东和中共以他最反对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建立了新中国。梁漱溟由衷感到：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但今天任何人都会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和心折，于是他在1957年整风时说“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地开放；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也是因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和他的老友陈铭枢、章伯钧、储安平等之间有了一些不同，后来他也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和自己的“改良主义”是不同的，还恍然于“毛主席真懂阶级”。

　　当然，晚年的梁漱溟更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斗姿态卓绝于世的，如又是这本书没有收入的内容：在“文革”预演的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梁漱溟在山西参观，结束时，政协委员们召开座谈会，彼此交谈体会和感受，梁漱溟发言谈了感受，以为政治思想教育虽然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却不应以之取代法律和政令，他还以斯大林的错误为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普通人都能认识到的，可当年却让人震惊不已。回到北京后，政协机关组织批判梁漱溟否定和反对阶级斗争，说他把阶级斗争诬蔑是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梁漱溟说：他就是不能理解“这几年忽然又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为什么呢？梁漱溟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表示他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理解，结果，这个举动恰恰成为当时证明阶级斗争严峻性和迫切性的例子。

　　以上一点材料，可以说明一个立体的梁漱溟，对于目前许多解诠他的书籍和文章而言，做到如何不偏失，应该是这本年谱（或《年谱长编》）的当用之处。

《梁漱溟》，群言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