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拉贝（john H.D.Rabe），是二战期间日本盟国——德国的公民，在中国居住近30年，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11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面积约为3.86平方公里），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29万人，各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五万至七万人。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安置住宿，提供食品、燃料、医药救护以及物资运输等费尽心机，因日本人时常扣压、阻挠，又大大增加了难度。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他们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抗议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实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1-426。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为63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17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此外，在拉贝的日记和给日方的信中还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如在12月18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同一信中对所附相片的说明词中，拉贝写道：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由于这些抗议信都是写给日方，作为暴行例证，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所以拉贝他们十分慎重，其中许多暴行是他们亲见亲历的。拉贝等还与有的被害者亲自谈过话，因此，拉贝他们才敢于在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尽管日方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但他们对拉贝的指控却不敢否认。因为这些暴行天天都在周围发生，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被害平民尸体，到处是受凌辱的妇女的哭喊呼号，到处是被焚烧的民房火光冲天，有目共睹，日方无法抵赖。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很多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无宣传意图，这次才第一次公布，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和证据的价值，其中有一件是德国人写的，尤其值得注意：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于1938年1月1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森列举了大量日军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罗森说：“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

　　以上就是日本二战时的盟国——德国的大使馆官员和几个德国公民对日军暴行的目击实录片断。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1997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