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雄博士所著《王鸣盛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已经出版。王鸣盛作为乾嘉时期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至此才有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他的著作，我在高兴之余，更感到从探讨、总结其生平治学之中，确实能使我们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王鸣盛一生治学的路数是前期偏重经学，后期偏重史学。王鸣盛本人曾在《十七史商榷序》讲过：“读史者不必以议论为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又说：“议论褒贬，皆虚文耳”，这就需要联系王鸣盛所处的学术环境，推求他言之所指。只有联系清代务实学风对宋明理学空谈的批判这一学术背景，才能明白其中之真谛。王氏强调“求于虚不如求于实”，乃是有的放矢，是针对宋明以来众多论者所作“史论”，不去深入地分析历史事实的原委，而专凭主观臆断随意发挥，造成极大流弊。这突出地反映了从理学空谈的羁绊中摆脱出来的进步趋势。

　　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考证是资料性、基础性工作，在它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工作，即探求史事之因果，评判历史人物之功过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历史演进内在法则性的东西等。王鸣盛不仅对考证有关事件、制度、地理等项获得了丰富成果，而且又能深入一层，对诸多历史问题提出卓见；并且相当自觉地把“直书其事”作为论史的标尺，而对于一些历史疑案尤其显示出博大的眼光。

　　深入研究王鸣盛学术，除了应贯彻正确的指导思想，真正明瞭其时代环境与其学术的真谛外，还必须具有迎难而进的精神和毅力。除《十七史商榷》涉及范围广泛，他的《蛾术编》和《尚书后案》两部重要著作，同样纵贯上下，旁及诸多典籍和各项专门问题，纷纭复杂。作一点形象性的比喻，王氏的三部著作可以譬之为三座山头，必须搬走这三座山头，真实、完整、清晰的“王鸣盛学术”的面貌才会呈现于眼前。

　　建雄博士正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非常可贵的努力。他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采取了新颖的视角，提高了分析能力。因而能掌握好评价的尺度，坚持“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原则，力求获得新见而又评价公允。而对王氏三部卷帙浩巨的著作，他能发愤努力，深入钻研，逐一解决疑难。我们翻开该书目录，跃入眼帘的“一个需要超越考据局限去认识的乾嘉学者”，“《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论汉唐之际政治、经济制度之得失”，“地理考辨与探讨政治军事之大势”，“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小学领域考证的积极成果”，“经学领域的创获——《尚书》学研究”，“钱大昕与王鸣盛——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等——从这些醒目的章节标题，不难窥见作者确实力求以新的视角去作做全面的分析、探讨，确实为此项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各章的论述，已经怎样达到了作者所预期的创新要求，细心的读者在掩卷之余，自然能做出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