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源远流长。春秋以前“官守学业合一”(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学在官府，学术活动是“肉食者”阶层的专利。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内，莫非王臣”的局面，被大国争霸、割据称雄的局面所打破。各诸侯国为在争霸战争中争得人才优势，纷纷打破过去那种“尊尊亲亲”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奖励耕织成为各诸侯国改革的臬的。许多风光不再的卿或者士阶层，沦落为“庶人”，他们既无能力获得军功，又不能从事耕织，只能利用自己的特长，开业授徒，一时云蒸霞蔚，于是蔚然出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学术繁荣气象。诸子百家纷纷著述立说，各倡其说，自成学派，于是诸如《老子》、《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就为后人留下了最早的一批精神文化遗产。诸子们不仅探讨哲学问题，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力图为社会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寻找切实可行的途径。彼此之间，既有激烈的争论、攻讦，又蕴涵着诸多的不谋而合。诸子的这种对“他者”的评论，就是初露端倪的学术史的萌芽。如《庄子》、《荀子》、《韩非子》中，不仅有对一时学术流派发表的评述，而且还提出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学术评论的方法和标准。他们的努力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积累，这为后世梳理先秦时期的学术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

　　至两汉，《史记》、《汉书》相继问世，在确立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同时，也创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史记》承诸子百家之后，对先秦学术做了一次别具只眼的总体评价。其中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无疑已粗具先秦至汉初学术史的间架结构。后海先河，沿流溯源，司马迁的首倡之功可谓不朽。《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古今人表》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汉代学术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史记》等前代史籍所不曾记载的先秦文献也进行了弥足珍贵的弥补。以后历代相关的研究，大都遵循着《史》、《汉》所确立的大致范畴不断丰富和充实。历代官修“正史”大都仿效《史》、《汉》而专设《儒林传》(或《儒学传》、《道学传》)、《艺文志》(或《经籍志》)，成为官方修纂的各个时代的学术史，使得那一时代的学术变迁大势得以保存下来。此后，历史上出自私家编纂的各种门类繁多、主旨多方的学术史研究著作，或汇一家一派之学术，或总一代乃至数百年众多学派之学术，要之均没有超出《史》、《汉》所立的规矩和藩篱。汉朝以后，儒、释、道三家迭起互融，佛学大德首开私家编纂佛家学术史的先河，各种形式的僧人传记、灯录比肩接踵，代有续作，这既为佛家师资传承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对儒家学术史的研究和编纂产生了无形的影响。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转引自陈祖武《中国学案史》第21页，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版)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官修、私纂儒、释、道三家的学术源流史，就共同构成了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学术及思想发展史。

　　学术、思想乃一个社会之精神和灵魂所在。认真清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富的有关学术史的文化遗产，回顾这一漫长的历程，见盛观衰，述往知来，总结其成败得失和学术规律，不仅对推动学术史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从更深的层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无疑都是大有益处的。陈祖武先生历十余年的艰难磨砺，终成《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2月版)一书，于中国古代学术史之史的研究确有筚路蓝缕之效，可谓贻惠后学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