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80岁的郑士德同志用了8年时间，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修订了他花了20年心血撰写的《中国图书发行史》一书，使我深受感动，肃然起敬。他嘱我作序，我自然勉力为之。

　　《中国图书发行史》曾于2000年10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印7000册，上市3个月售罄。我于2002年读过这本书，作为我的新闻出版行业入门向导，由此懂得了中国图书的出版发行大略，了解了中华文化传承中出版发行业的历史地位。此后，希望该书再版的呼声时起，但作者郑士德同志想听取各方面对本书的意见，久未重印。屈指算来，整整8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作者主动向几位出版史专家征求了意见，听取了高校教学中的反映，并坚持不懈地继续搜集补充相关史料。2008年，作者付出极大的精力对本书进行了修订，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本书第二版补充了不少新发掘的珍稀史料，并对部分章节的文字略加压缩，确保不因增加内容而使篇幅过分膨胀。这足见作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治书精神。

　　我国的书业历史悠久，但在“杂工使役”不入史的封建时代，“二十四史”等正史中很少提及它，在各种古籍、野史中涉及书业的史实也寥若晨星。隔行如隔山，局外人只乐道于读书者的故事，而对于书业史料的细节，往往容易忽略。本书作者正是以行家的视角敏感地捕捉不易为人所知的书业细节。20多年来，他在浩如烟海的众多文籍中钩沉爬梳，条分缕析，锲而不舍，终于写出我国第一部图书发行史。他从先秦书业写起，按朝代分章，一直写到20世纪末的书业历史。在书业中出版与发行密不可分，本书的内容必然涉及出版，但重点是论述历代的图书发行和经营，属于文化传播的范围。

　　我们从事出版发行工作的同仁，天天同图书经营打交道，对我国图书的起源、图书交易以及书肆、书市的起源，应该有所了解；对于历朝历代的书业活动、书业经营特色应该有所了解；对于近现代书业的光荣革命传统以及新中国书业的辉煌历程，更应该有所了解。本书对这些书业史知识和历史上重大的出版发行活动，作了饶有趣味的解读。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善于从行业的历史进程中汲取营养，并把这种历史创造继续下去，就一定能把今天的书业办得更好。

　　在古代，尚未出现印刷技术之前，只能手抄以传。以抄写复制书籍为业的人，称佣书人。他们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出版发行人。从有记载的抄书行为算起，佣书活动至少持续了一千多年。已经问世的几部出版史著作，对此往往几笔带过或只字未提。本书用较多篇幅为最早的出版发行人——佣书人立传，并依据敦煌遗书等古籍对佣书细节作了具体描述，颇有创意。有位学者说：“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地创新。学者的生命在于独立思考，力求言之有物，或言人所未言，或言人所略言……”本书独辟蹊径，其中“或言人所未言，或言人所略言”之处颇多。关于佣书业的论述，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读者可以从中细细品味。

　　本书史论结合，以史为主。从本书论述的史实，可以总结出若干条书业发展的规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版发行是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同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产生在出版行业。也就是说，我国书业从古代到近代都是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其经历的每一次转型，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西周出现的简策，代替了甲骨金石钟鼎之书；东汉年间蔡侯纸的发明，使纸写书卷逐渐取代了流通一千七百多年的简策；隋唐年间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活跃了一千年的佣书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世纪后期，西方石印、铅印、胶印技术的引进，使拥有千年历史的雕版印卖书业逐渐萎缩直至销声敛迹；激光照排等光电印刷技术的发明，使治书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

　　20世纪是以铅印、胶印为复制技术的纸介质图书雄踞图书市场的黄金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纸制图书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网络出版和数字出版，如旭日东升，正在改变着我国图书的形态和发行方式，预示着我国书业又面临一次新的全面转型。尤其是数字出版，国内外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正在深化，它是出版发行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我们书业同仁一定要认识书业发展的规律，紧紧抓住这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坚持与时俱进，编写中国出版业引领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图书。

　　郑士德同志从事图书发行工作近50年，著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学基础》等书。离休后仍继续从事图书发行学教材的编写、编审和教学工作，可以说本书是行家里手写的行业史，是一部精彩的书业发展史，是出版业的基础教材。希望新闻出版行业的同志都能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认识我们职业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价值，从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审视本职工作，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人民、改革创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当代新闻出版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