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月，对于《读书》杂志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30年前的4月，《读书》正式诞生。

　　如果从生命历程而言，今年的《读书》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回望这30年，我们看一看，读书是怎么立起来的，立了什么……

30年，《读书》的轨迹

　　走过了３０年的风风雨雨，《读书》从最初高喊着“读书无禁区”的思想启蒙者角色转变成了需要面对市场检验的人文读物。其间，《读书》经历了辉煌和起伏，经历了风波和转折，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读书》始终是中国人文思想类杂志的风向标，这个角色使得《读书》承载了太多本不该一本杂志承担的责任。

　　要梳理出《读书》３０年的发展历程，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就是从人事更迭上进行分段，事实上，在《读书》的发展史上，这个简便的方法确实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走过那一条轨迹。

“读书无禁区”成《读书》灵魂

　　１９７９年４月，《读书》的面世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为关注，创刊号上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篇由时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的李洪林撰写的文章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一改动使得文章更具有力量，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的来信，其中不乏发对的声音。反对的人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更有人直言如果“无禁区”，“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直到１９８１年，时任《读书》杂志编辑室主任的沈昌文还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去有关部门做出说明。１９８１年４月，在《读书》两周年时候，陈翰伯在《两周年告读者》的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这篇文章基本宣告了关于“读书无禁区”争论的结束，在很多年以后，“读书无禁区”仍然是《读书》杂志最具力量的魂魄。

　　《读书》创刊号第一版印刷５万册，几天内就卖完了，马上加印５万册也一售而空，这种情况对于一本新办的杂志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６年，《读书》的这前七年是属于范用和陈原的。这也是《读书》最为鼎盛，影响最大的时段。作为“文革”后最早亮相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读书》营造了一种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氛围，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当时的《读书》不仅汇集了最优秀的出版人，而且吸引了国内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人才成为其作者。

　　正如同范用一再强调的，“《读书》不是简单的书评杂志，而是比较广泛地谈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不限于读书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读书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思想启蒙者的作用，许多读者通过《读书》来接受全新的思想，通过《读书》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

　　《读书》在创办初期，范用一共招来了５位编辑，分别是吴彬、杨丽华、贾宝兰、赵丽雅和董秀玉，被人们《读书》的“五朵金花”。范用一直引以为傲的是，这５位高中生办了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