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创刊号。

《读书》１９８５年第一期。

《读书》吴彬版第一期。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８日《读书》同仁合影，后排右一为吴彬，右二为李学军，右三为陈四益，前排左一为丁聪。

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读书》编辑部。左二为董秀玉。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1979 年到2009 年，《读书》走过的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的萌芽

　　追溯起来，今天的《读书》应该萌芽于湖北南部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文革”中期，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家属下放到文化部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安静的小城，几位来自出版界的资深人士却仍谈论着他们不灭的梦想，也由此酝酿了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刊物——《读书》。这三个永远被铭记在《读书》历史上的名字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

　　１９７８年夏天，陈翰伯、陈原与范用又开始研究此事。“大家都感觉有很多话要说，想有一个表达的‘阵地’”，９０岁的倪子明回忆。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很早以前就有与陈翰伯、范用等人合作办刊物的经历，所以也成为最初的核心成员之一。

　　因为几个人所属的出版机构都不同，所以如何设置这个“新阵地”当时还颇费了一番脑筋。据倪子明回忆，大家起初的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做这件事，但又感觉此方案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１９７９年，创办《读书》杂志开始主题讨论阶段，进入操作阶段时，大家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于是，《读书》有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结构：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属于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来自研究室，属兼任。范用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杂志由他主管。《读书》从范用时期起就每期由他亲自审阅清样，签字付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沈昌文、董秀玉等后几任三联总经理。

　　倪子明提供了一份当年编委会成员的详细名单：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陈原、范用等１４人。现在看来，每一位都称得上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对《读书》一下子找准定位和风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那个年代也逐渐变得遥远，但是在《读书》的历史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倪子明回忆，其实《读书》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当年编委会还专门开过几次会讨论，最后一次编委会上，才确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读书》。“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读书》为自己作出的一份响亮的“出生宣言”。董秀玉回忆说：“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怎么办？陈原、范用都表示，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要坚信好书好刊就一定会有读者。”

《读书》启程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在陈原那里开一次会，漫谈思想界有何动态，如何组稿等，算是小的编委会。”倪子明回忆：“稿件最终是我和范用确定的，我们将定稿送给陈原看，重要的事情向陈翰伯请示”。因为实际工作由陈原和陈翰伯主持，为此，大家还戏称他们为ＣＣ派。

　　《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常务副主编史枚，一位是董秀玉。

　　第一任主编陈原更多地从业务层面对《读书》提出几条具体要求：１．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２．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３．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４．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作者说心里话；５．有争论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董秀玉至今还记得，陈原对读者来信特别重视，“他说，读者来信一定要好好编，甚至可以放在头条，要少一点摆架子的口气，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论坛”。

　　倪子明回忆，第一期《读书》一炮打响。“刊物的创办有点‘筑巢引凤’的意思，社会上很多会写文章的人，包括有很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人都来为《读书》写稿。”董秀玉回忆，知识界对《读书》的强烈反响是他们不曾预料到的。“很多人写好稿子后先给我看，说‘小董，你用哪一篇先挑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丁聪的漫画。１９７９年春节，丁聪得到彻底平反。“因为杂志筹备时，我已经参加了，所以我给它设计好了封面，也大体设计了一下内部。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期我都会在《读书》上发表一到两幅漫画，有时三张。后来我跟陈四益合作，他写讽刺诗，我画画。”丁聪后来回忆。因为那一年丁聪已经６３岁，所以他后来常常笑称，别人是６０岁下岗，而他是６３岁上岗。

　　丁聪的漫画作为《读书》的“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也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无论出差还是生病，丁聪都会准时将作品交来，让董秀玉印象深刻的是，丁聪第一次动手术时，在病床上还在给《读书》画漫画，一直坚持到２００２年他画不动为止。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

　　《读书》与读者、作者的关系，也是《读书》近３０载历程中一个很温暖的记忆。这应该起源于刊物创立的“读书服务日”。第一次服务日为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陈平原回忆：“因朋友介绍，第一次参加《读书》的聚会，印象极佳。编辑见了新老作者，都是笑脸相迎——即使对你不太感冒。《读书》的几位女将，却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一副‘自家人不必客气’的样子，让你感受挺受用的。让你多多写稿，但没有承诺为你多多发稿，这一招进退自如，妙不可言。有很多作者因此而‘上当受骗’，冲着那坦诚的目光与可掬的笑容，稿子源源不断地飞去，又源源不断地归来。据我所知，《读书》的退稿率，在国内杂志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只退年轻人的‘习作’，而且退大专家的‘宏文’。”

　　后来的服务日，则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这样自由的聚会方式，构成了《读书》的文化根基。一月一次，这种碰撞结果获得的话题，编者又很快可以在聚会中获得合适的组稿对象。这样《读书》也巧妙地把编者、作者、读者凝成了一个群体，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编辑队伍”。

启蒙的《读书》

　　《读书》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对任何投稿者都是这个要求。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的思想浩劫，创办者们很注意交流的平等与态度。董秀玉回忆：“我们强调平等交流，不要板起脸教训人，反对说教。”沈昌文也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翰伯）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从某种程度上说，《读书》是最早作出的“启蒙”姿态，也是冲得最前面的一个。虽然《读书》在创刊的宗旨里并没有提“启蒙”二字，但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确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当时《读书》发表的许多文章，诸如《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虽然现在看来有一些观点也许只是“回归常识”，但在当时每一篇都极具冲击力，给经历了长期思想荒漠的知识分子送来期盼已久的新知，也暗合了思想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新启蒙运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是铺天盖地地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读书》以它的资源优势，短短几年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地以最大的幅度、最快的速度传播了几乎全部２０世纪西方学术文化的精华，变成新启蒙名副其实的先锋。

曲折《读书》路

　　《读书》从第一期起，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旗号。而当时引来激烈争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更成了标志性事件。倪子明回忆，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稿子作什么时，大家都煞费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于是编辑部约来李洪林写文章，李洪林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但题目显得有点啰嗦。当时“科学无禁区”的口号很普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跟范用和史枚商量后，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我们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没意见”。大家没料到，此文一发，顿时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范用回忆。陈翰伯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读书》创刊２０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变成了一枚图章，也铭记了这一值得记录的事件。

　　伴随《读书》的成长，还有不少小磕小绊。沈昌文回忆说，当时某领导对《读书》的定位很不满意，对方说：“你们要作‘思想评论杂志’，胆子也太大了，我们除了《红旗》以外，哪有一个刊物敢叫‘思想评论杂志’？”沈昌文回去后赶紧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两字，改成“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的“遗产”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读书》还聚集了一大批外语方面的高手，冯亦代、王佐良、董乐山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读书》对于外国作品、人物、理论的介绍，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和急不可待。《读书》积极介绍西方学术名著和新思潮，团结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们的视野与格调、他们传授的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最新思潮和动态，不仅影响了一代读者，他们的文章后来也延展成书。沈昌文说：“很多《读书》的读者后来成为作者，进而成为创作主体，延续成了三联的风格，这一点《读书》功莫大焉。”

　　在《读书》的早期作者队伍中，有一长串如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锺书、傅雷、费孝通、吕叔湘、艾青、萧乾、叶君健、黄裳、金克木、夏衍、李一氓、黄永玉、王佐良、辛笛等等老一辈学者文人，而当时的中青年一辈如王蒙、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李以洪、尹吉男等人也都积极支持、热情供稿，并带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推动，这是《读书》杂志的根本所在。

　　“《读书》能够在知识界有影响力，老一辈给我们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董秀玉感慨地说，比如陈原在《读书》一直做到１９９１年，而史枚更是在看《读书》稿件时倒下的。如果说，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执掌使《读书》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风格，那么，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则是《读书》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在近三十多年的《读书》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界的一长串名单，那里面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有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坚，那样的作者阵容一直是《读书》最宝贵的资源。

　　（摘自《守望家园》，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