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千年前的西汉末期，产生了一部被称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的奇书———《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作者扬雄（前53年－18年）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一位“通人”。《汉书》本传说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他花了27年时间，利用当时知识分子、兵士们来京城的机会，“常把三寸弱翰，以问其异语”，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口语词汇，并整理成《方言》一书，成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

　　扬雄《方言》历来备受推崇，影响深远，但素称难读。《方言》之难读，大概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字讹、脱、衍、倒等问题，需要校勘复原；二是《方言》多奇字僻字，需要考释；三是《方言》所记均为西汉口语词，有不少在古籍中难觅例证，流存于后世方言中的也不多，因此释义极难。从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以后，研究《方言》者代不乏人，而尤以清代以来为盛。华学诚先生的新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是继钱绎《方言笺疏》和周祖谟《方言校笺》之后既能全面反映历代《方言》研究成果又能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一个新校注本。

　　《汇证》两册，100万字。上册是《方言》本文十三卷（包括郭注）的校释汇证，下册是附录，共收相关资料七种。此书笼罩古今，徵引宏富，校释详审，多所发明，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资料价值。

　　校勘古籍，罗致众本是第一要务。《汇证》使用了影宋本和覆刻本、影抄本和重刊本6种,明刊、明抄本12种,清刊、清抄、丛书本和校注本，包括各种条校条释的札记共22种，计40种。此前没有一种《方言》校本拥有这么丰富的版本资料。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王念孙手校胡文焕《格致丛书》本《新刻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从来没有为校释者所发现，作者采录其校语100多条，不仅给《汇证》增色，也为高邮王氏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该书徵引和附录的资料繁富，是名副其实的“汇证”。“附录”所列主要参考引用文献即多达153种，书中实际引及的远不止此数，凡与校释《方言》有关的古籍和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已大致包罗殆尽。

　　该书作者校勘和注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所创获。《汇证》并非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融入了作者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著作。对于前人的各种说法，作者能明辨是非，依据新的材料和思路作出深入论证，提出更贴近扬雄原意的校释意见；于前人无说之处，则博考载籍，凭借《方言》本书和郭注的体例予以校勘和解释。

　　作者对《方言》一书的性质有深刻的洞见，因此在校勘和注释时具有正确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尽量还语言以本来面貌。我以为这是全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是正确校释《方言》的前提。比如字和词的关系问题，《汇证》正确地指出，《方言》中出现的词有些是“借字记音”，文字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并不直接表义。我们可以说，这种记音字的性质其实跟今天的国际音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解释的时候切忌“望文生义”。除了“借字记音”外，《方言》中有时还有“制字记音”的现象，就是扬雄自造的方言记音字，作者都一一予以指明。又如方音（言）转语的问题，《方言》所记为各地口语词，这些词有时只是同一个词的方言变体，即所谓的“语转字变”。为《方言》作校释，正确地辨明一条中存在的这种“方音（言）转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汇证》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当行出色。

　　《方言》中有许多疑难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汇证》既不回避，也不强解，通常是罗列众说，不加断语，或仅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留待学界继续探讨。

　　《汇证》采用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除避讳的缺笔字直接补足笔划外，正文和注文均依宋本原文照抄，原则上不作改动。”“所有校勘内容都写入汇证中，不管证据是否充分，均不对宋本原文作直接改动。”这一体例的确定和严格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像《汇证》这样一部《方言》校释的集大成之作，影响将会是相当深远的，如果擅改原文，很可能使《方言》中保存的“古言古字”信息逐渐湮没。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　华学诚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