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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友芝（1811年-1871年）,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他是晚清著名学者，由于生前所刊著作极少，大量日记、书信、稿本、钞本又分散于全国各地，人们对其生平及学术成就缺乏基本准确的了解。张剑的《莫友芝年谱长编》洋洋百余万字，编入存世的所有《郘亭日记》及二百余封郘亭书信，绝大多数系首次面世；并竭泽而渔地吸收了近百种莫友芝刊本、稿本和钞本文献，用心勤苦，考据坚实，对这位晚清大儒、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以及宋诗派的重要成员的事迹、著述作了详细编年，纠正了以前的诸多错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长编》给人印象最深的不仅是撰著者精深的考辨功夫，还有其自身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莫友芝不仅是一位学术大家、晚清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由于其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许多大事都曾亲身经历，他长期托身胡林翼、曾国藩幕府，相识满天下，如许乃普、祁寯藻、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郑珍、黎庶昌、刘熙载、刘敏崧、张文虎、马新贻、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是晚清政界或学界的代表性人物。《长编》披露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不仅使人对晚清宋诗运动有一更为直观的把握，深化对晚清文学史的认识，而且对于了解晚清政治史和文化史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如《长编》咸丰 《长编》同治元年八月廿四日载莫友芝听金安清论美国政治事亦有趣味：“答看金眉生，眉生言花旗国有华盛顿者，本事英吉利为将，放归久之，其国苦英人之诛求无蓻，竞拥盛顿为主以攻之，八年，百战屡败而气不挫。邻海国皆以兵来助，乃大胜英师，划疆不相役属。自分其国为九部，部有管领，管领询部中人自推，人书意所服者以进，取推服最多者先，四年一易，又询部民，更推他人。其政绩昭著，人人心服，愿请留者则更留四年，一留以后更不许再留。其管领已退者，即侪平人，盛顿功成部署管领以后，亦自退于平民。其国日以富饶强胜而大治，今七十六年矣。”可见即使在同治初年的曾国藩幕府中，也并不缺乏了解西方政治体制之人。至于这些观念对曾氏有无影响，颇堪玩味。 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在《长编》中也有所揭示：同治八年九月丁日昌之子丁惠衡宿娼打死勇丁案，丁日昌数次上奏，均云系族人丁炳所为，并不承认其子是主犯，曾国藩、李鸿章都力挺丁日昌，此案终审时亦未将丁惠衡作为主犯对待。但当时议论纷纷。友芝时在金陵，有人于丁日昌处造谣，言是友芝在马新贻处透露消息，故马不相信丁之所奏。丁、莫本是极好的朋友，但从此心存芥蒂。从莫友芝日记与书信中看，丁惠衡正是当时主犯。后来马新贻被刺，有人指说主使者即丁惠衡甚或丁日昌者，文艺界多有据之为题材创作者，遂使“刺马案”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然据《长编》考述，此案与丁氏恐不相涉，友芝弟祥芝时任江宁令，系审刺马案关键官员之一，若此案与丁氏有关，友芝日记、书信中当有端倪可寻，今无之。这些内容，不仅可以增进对晚清官场风气的了解，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同治八年岁末莫友芝的忽然辞职，以及友芝卒后，其子莫绳孙遭遇困难，向曾国荃、李鸿章、李鸿裔、张之洞等父执好友均有求托，惟不及丁日昌的缘故。 莫友芝同治四年奉曾国藩札委，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同治五年受李鸿章委托，游历江南诸郡访书，普查各儒学各书院官书兵后留存情况，都是书籍版本史上重要的话题，《长编》对此均有较详细的记述和考辨发掘,书后附录的《莫友芝江南收书记》还记载了莫氏游江浙各地所购书目及价格，在藏书史上尤具意义。可以相信，《长编》的价值随着人们需求角度的不同，会有更多的不同体现。
《莫友芝年谱长编》 张剑著 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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