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秦哲学的时代，另一个是宋明哲学的时代。宋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家出现最多、思想水平最高的时代。所以，研究宋明哲学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整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时代的理学是儒家哲学，它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新的发展，故在英文中，称其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不过也应指出，理学虽然明确声明自觉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实际上理学思想体系中也扬弃了经学、玄学、佛学及道教的思想。“扬弃”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很重要，其意义是指既有抛弃，又有吸取。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宋明理学”是指宋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形态；宋明理学的体系中主要有两大派，一派为“理学”，一派为“心学”。因此所谓理学有广狭二种意义，广义的理学是宋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统称，如“宋明理学”的用法。狭义的理学则专指与陆王“心学”相对的程朱派“理学”。

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习惯于按地域分野来概括学术的流派，这是由于古代交通往来不如今天便利，一个学派的最初发展往往在一个地域的范围之内。宋代的理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术，在历史上习惯用四个地域的名称加以概括，即：濂、洛、关、闽。其中，濂学指周敦颐的思想，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将一条小溪命名为“濂溪”，在溪上筑濂溪书堂，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濂学以此得名。洛学指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学派，因为他们讲学于河南的伊、洛间，故习称洛学。关学指张载及其门人，因为张载讲学于关中（今陕西），故得名。闽学指朱熹学派，因朱熹一生讲学于福建，而得名。濂、洛、关、闽只是宋代理学的主流派，即当时所谓的“道学”。南宋与朱熹思想并立的还有陆九渊，以朱、陆并称，据元代的郑玉说，朱子称陆象山为江西之学，陆学称朱学为江东之学，这里的江西、江东也是地域的名称。

不过，濂、洛、关、闽的说法并不代表宋代理学的地理分布，只是指出宋代道学的主流发展的线索。在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原因，宋明理学的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始终是不平衡的。从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来看，道学在宋代的创立、兴起主要在北方的中原地区，其中心即所谓二程伊洛之学。南宋时，理学的发展、壮大则基本在南方，如闽浙江西湖南，其代表为福建杨时与湖南胡宏的两支，后汇集为朱子之学。元代北方的理学开始发展，如许衡，但比较起来，南方的理学以吴澄为代表，传承有自，基础深厚，群体更广，思考也更为细致深入。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北方较突出，如曹端、薛瑄；而南方与薛瑄同时的吴与弼亦讲伊洛之学，其门下陈白沙渐入精微。至王阳明出，其良知之学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而阳明学的发展虽遍及大江南北，但主要的发展还是在南方。由此观之，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中，长江流域以南的各地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这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心的改变是一致的。

比较起来，在南方各地之间，江西的地位格外突出。如福建，北宋时儒学发展较少，南渡以后，杨时传伊洛之学，三传而有朱子，福建的理学达到了发展高峰；但元代和明代的福建，理学发展皆不突出。如湖南，南宋时理学相当发达，但元明两代，湖南的理学发展亦不甚突出。浙江在宋代理学的士人群体相当广泛，但罕见第一流的理学大家，且宋代儒学之中浙学似更胜于理学。明代理学在浙江大盛，从王阳明到刘蕺山，大家辈出，但朱子学在明代的浙江甚少发展。

与福建、湖南不同，江西不仅宋代理学突出，元代、明代理学都很发达；又与浙江不同，元明以来江西理学、心学皆并行发展。江西的理学大家历代有人，南宋陆象山，乾淳时与朱子齐名，在历史上是“江西之学”的代表；元代吴澄，为元代理学最有成就的学者。陆九渊、吴澄都是抚州人，江西在宋元理学的地位于此可见。明代吴与弼亦抚州人，一人开南方理学二门，其弟子胡敬斋与后之罗钦顺，为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的主要代表，胡、罗二人皆江西人。另一弟子陈白沙下开王阳明之学，风行海内，直至明末。陈、王虽非江西人，然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发于江西，江右王学是王门后学的大宗，江西是王学后来发展的中心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王学的发展，江右决不让于浙江。由以上所述可见，综合言之，若说江西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地区，当亦不为过。

至于朱子，其本籍为婺源，今属江西，朱子曾不止一次归婺源省亲展墓，讲学之外，亦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朱子在祖墓旁手植的古杉，奇伟挺直，历八百年而卓然屹立，令人叹为观止。白鹿洞书院为朱子一手修复，立为学规，成为天下书院的模范，也成为历代江西士子学习儒学和理学的学府。南康为朱子曾为官之地，是其授徒讲学于江西的主要地方。玉山、铅山是朱子往来南北的必经之处，讲学、会友，皆留下不少佳话。朱子平生友人最亲近者为张栻、吕祖谦和刘清之，刘清之为江西庐陵人，朱子对江西学术的了解多通过刘清之。至于朱子门下，江西学者皆很特出，见于《语类》和《文集》的，如程端蒙，卫师说最力，其他弟子如程允夫、余大雅、李敬子、周谟、曹立之、黄商伯，晚年弟子如陈才卿、张洽、黄子耕、徐昭然、曾祖道、董铢、胡泳，都在思想上与朱子有较多的交流。江西三传弟子饶鲁，又传学于吴澄，使朱子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看来，朱子与江西的关系实深，确实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

本书在前言中论述了宋代江西文化与理学的关系，通过对宋代江西文坛繁荣发展的展示，揭示出“宋代江西学术文化的发展，为理学的萌生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本书的论述，始于“濂洛前茅欧阳修”，这是很正确的，继之以“道学宗主周敦颐”，而着力于“朱子在江西的理学活动”，由此把由濂而洛而朱子的道学发展，勾勒和呈现了出来。本书特别对朱子与庐山和环鄱阳湖带理学的发展作了专章叙述，体现了地域文化具体研究的特点。其他各章，分别论述了陆九渊、吴澄、吴与弼、王阳明与江西、罗钦顺、江右王门等，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江西理学的发展史。

我与吴长庚教授相识多年，他多年主持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主办《朱子学刊》，对朱子学研究的事业贡献甚丰。现在他所主编的《朱熹与江西理学》即将付印，要我写几句话，故略将我的浅见表之如上，以答其盛意。我希望，以本书为契机，江西学者对江西理学的研究将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