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杨国强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15.00元

　　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儒学规定了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规定了人生的心灵秩序，也规定了政治的外在秩序。可是，在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的规范作用渐渐失效，儒学的德性义理与政治渐相背离。从杨国强先生所描绘的曾国藩、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画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过程。

　　这本200余页的小书共包含5篇论文，其中前3篇文章专论曾国藩和李鸿章，后两篇文章则主要论述曾国藩和李鸿章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格局的变迁，两个部分互为联系，不可割裂，因为时代造就了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藩李鸿章也铺设了时代变迁的轨迹。

　　曾国藩糅合汉学和宋学，并溢出儒学界限，从诸子之学中获取了许多资源。其中，与他扑灭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端绪的不世功业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的弹性使曾国藩能够在时局动荡之中灵活变革成规，也使他更容易接受西方事物，可这也会使他力图保住的传统发生变形甚至衰落，“西学为用”在后人手里一步步滑到“中学不能为体”。所以杨国强先生说，曾国藩这样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确实，曾国藩的功业造成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兵制的变化，财权和人事权落入疆吏大员之手，官场关系私人化，并进而造成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和中央权力的驾驭无力。这可视为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萌蘖。

　　这些影响，并非曾国藩的本意，相反正是曾国藩所深自戒慎的。曾国藩包揽来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比如兵权、财权、人事权，由此建立了巨大的事功，他也由勋臣变为重臣，但是曾国藩本人深受儒学义理的熏陶，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在约束自己和约束部下之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他本人确实能始终保持对王权的忠诚，对权力和财富的淡泊。事权的扩大在他身上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负面作用。然而，曾国藩开启了这种局面，却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因正在于在继起者身上，儒学义理的道德约束力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李鸿章是一个典型例子。李鸿章师事曾国藩，学到的主要是事功而非义理，他的事业终其一生都只讲利害而无论是非，价值思考基本缺位。因而，李鸿章虽然一直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却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不具有曾国藩那样的道德感召力，无法像曾国藩那样使天下有识之士云集景从，在他身边聚集起来的更多只是缺乏原则的宵小之徒。由于德性力量的薄弱，李鸿章在约束自我和约束部下方面比起曾国藩相去甚远，所以他自己以及其门下的人徇私枉法的丑闻不少。杨国强先生说，曾国藩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李鸿章则因事功淹没了人格。

　　曾、李还能以勋臣成为重臣，可他们的继起者们却往往并无卓越功勋，只因继承了曾李所开启的政治格局而成为重臣。这些人与传统道德更为无缘，在他们这里，儒学义理往往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可言，即使儒学与他们发生关系，往往只是为他们的目的所利用而已。这样一些人掌握着大权，由重臣走向权臣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袁世凯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

　　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权力的扩大是共同的，而德性的强弱有无却大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场中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杨国强先生的总结是：“在新旧嬗递的时代里，不仅需要能识时务的通达，而且需要‘方寸之地’的莹彻。没有人格力量做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杨先生对当时的清流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他认为清流人士坚持以儒家义理为评判洋务运动，虽然常常失之于迂阔固执甚至懵懂不通，但是他们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价值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这种历史教训对于今日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德性伦理的解纽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政教分离是现代性的普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德性的失落是一个不可阻遏的历史洪流。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拒绝反思，拒绝检讨德性失落的得失。我和许多人一样，相信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也不敢轻易作奸犯科，我也相信道德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制度；但是太多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能完全杜绝坏人作奸犯科，愿意铤而走险的坏人历来就有，更何况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漏洞的制度。制度约束力所留下的空隙，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力来填充。不管是片面强调制度，还是片面强调道德，恐怕都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