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巨川遗书》，梁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38.00元

　　近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梁巨川遗书》，校印精良，尤其是新辑附录中增加了陈独秀诸氏的评论文字以及现代学者林毓生所撰长文，使读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梁公言行事迹，而能有较为完整的历史视角。一面是“旧历史”中“旧学”人物的末世悲歌，另一面是开风气先的“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陶孟和与徐志摩的感想，恰是清末民初国事纷乱、新旧交汇中的一段隔世对话。

　　“梁济殉清”事件发生在1918年11月14日，于当时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六十老翁，既非前朝显宦，又“素无道学名”，从容赴死。且慨然申明“殉清”，不顾当时以守旧、保皇为可笑可耻的世风。同时，梁先生在其绝笔《敬告世人书》中既堂堂正正地声明“殉清”，又言明“非以清朝为本位……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这番申明，加之梁先生遗稿中对戊戌变法、义和团的开明观点，以及生平中襄助办报、亲写新戏的事迹，自不能扣上一顶守旧反动的帽子。因此，胡适许之以“二十年前的革命家”，到也是很聪明的提法。但是，“革命家”的美谥恐怕是九泉之下的梁公不会欣然领受的，他分明说过要官吏多重民、自苦以行善政“以免授民以革命之口实”。他分明是看到国家丧乱久，盼一太平粗安的社会以舒缓民生、共度时艰、徐徐图进的——这就是他反复赞扬“逊清禅让美意”的衷心。“革命家”——胡适对这位老先生的“盖棺定论”算是很有敬意了，然而新旧人物之间“隔世对话”的“鸡同鸭讲”也就出来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梁公赴死的原因上，这种歧见就更深了。胡适推想梁公赴死的原因说得很玄，“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能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自杀”。然而考察梁公的《敬告世人书》与生平著作，并没有什么新旧知识冲突的痕迹，梁公对自己的“主义”是绝然自信的。梁公不是“专家型的儒者”（林毓生语），这甚至是他的一种长处。他并不斤斤计较政教的外在形式，因此宪政也好、共和也罢，都是他欣然乐见的。因为他反复申言、尊信的是儒家学说中最朴素、最直观的“义”、“民本”。他对社会的观察立足于“民本”之义的民生、民智与道德风尚，而他对个人的期许是义之所在的“对于世道有责任”。他在《敬告世人书》中对世道人心的批评并不是高蹈虚空的思想争论，而是非常实在的社会观察。党同伐异、蔑视成宪、苟且贪货、躁进趋利，如此种种不正是民国初年政事糜烂的现实吗？梁公的失望乃至绝望不是“己术不售”的个人情节，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严峻认识。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新旧知识的冲突”，真是鸡同鸭讲。

　　而“新知识”一题恰是新派人物的擅长。陶孟和《论自杀》一文洋洋洒洒，以“社会学的原理”从“澳洲几种蛮族”开始到西洋哲人名录，很有些“新知识”的作派。然而，“蛮族云云”充满了种族主义与庸俗进化论的臭味。他不顾宗教文化背景异同，不顾史实与伦理分析的复杂，悍论“东方的自杀是消极的”也并不讨巧。而追问“烈士自杀于社会有什么效果？”的功利主义不仅令梁公哲嗣漱溟先生情何以堪，连新派朋辈也无法支持。胡适当时就避而不谈，而诗人性情的徐志摩先生在七年之后读到陶文，竟以同题作文针锋相对地狠狠挖苦了一番，又在陶回复后“再论”又挖苦了一番。有意思的是，陶在回复中说他“这次读了巨川先生的《年谱》、《辛壬类稿》的跋语……”，以此观之，七年前的动笔也嫌太快了些，说来说去也是只看到“殉清”一词后的率笔。富于“新知识”与“动笔太快”大概都也是此类新派人物的特长，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自杀道德与否，果然鸡同鸭讲。

　　尽管如此，陶孟和《论自杀》一文中有个主张还是有些意思的——那就是他主张积“与强权者奋斗的流血”是有意义的，这个道理当然是不错的。然而，梁公是畏惧奋斗、不愿奋斗的吗？梁公于戊戌时慨然上书，因维新事败未及上；赞助友人办报，又几陷危局。梁公一生无大波澜竟如神助，岂是没有胆识魄力的缘故？然而，清末民初，名曰举新政，政府不顾民生时艰，而以加薪、趋进为要；名曰开国会，议员沉溺声色，举国失望；名曰致共和，南北各执己见，既不能共，亦不能和。梁公于新政亲任庶务，于国会念以投书倡言，于共和期期以盼，不可谓不奋斗，以诚笃之心亲历亲为，不是虚言妄论之辈可以比的。而民国之后，新旧之争更甚，新派人物对旧学、旧人的歧视又能容得他奋斗吗？陈独秀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一文中是很能看出些消息的。陈独秀虽然对梁公的自杀算是很大方地称赞了，如“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的人物……”，又如“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是以身殉了他的主义”。然而，“旧历史”、“他的主义”之类，胸中成见也是跃然纸上。绵延的历史能以新旧做一刀两断的切割吗？“他的主义”中“对于世道有责任”的主义仅仅是“他的”吗？而殉了的梁巨川能得陈独秀有限的几句好话，这又成了攻击“旧官僚”“元老”的口实。以陈氏的口气看，旧学中人若要见谅于陈独秀这样的新派人物而能和衷共事、共同奋斗，恐怕只有洗心革面、彻底投降了，否则就只有一死了之以换陈独秀一点怜悯，若不然在他眼里便是“满嘴道德朝楚暮秦冯道式”的人物了。由此观之，旧学旧人被排挤、被边缘化日甚的形势下，梁公能资之奋斗的也唯有自己的生命了。绝望于社会现实的道德沦丧、政教糜烂，而对以新旧之畛、歧视成见，必然鸡同鸭讲。

　　于今日观之，梁公遗书与种种著作的确是“旧学”人物的末世悲歌。但是，这不是萎靡不思振作的无病呻吟，不是己术不售的顾影自怜，而是半生为国家世道奋斗的斑斑血泪，是对当时社会深刻观察与思考的种种心迹。虽云“旧学”，果真过时无用吗？留心吏治、民生与社会道德风尚，在哪一天都不会是无用的，这须从“殉清”二字中用心看破的。但是，新派诸贤固然也有感佩其气节的正论，终究不能真正体察他的心意，聆听他的主张，其中自有时代背景、一世风气的因素。从小处讲，梁公之事在1918年末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士人皆以“战胜国”的荣耀为新政、共和的绝大成就，“公理战胜强权”口口相传。陈独秀那种居高临下“胜利者的宽容”、陶孟和历数西洋的洋洋炫技、胡适之赠送美谥的“聪明”，都是题内应有之事。相形之下，徐志摩在七年之后的嘉许感佩恰是对梁公对世道人心忧虑、绝望的感同身受。从大处讲，中国智识阶层在近代化过程中有锐意求新的勇气，但是欠缺了努力笃实、讲求实效的风气，一转而成了高蹈虚空、一味躁进，再转则成唯以翻新为务，而只问新旧的成见、歧视。梁公对时局的世风、吏治、民生都是以“万事各各有效”的笃实态度观察的，宪政、共和的实效如何，何以补阙、拾遗都是发人深思的，然而并不能引起新派人物的重视。梁公斤斤于官员加薪与否、新办警务妥贴与否等等“细物”，在彻底革新、整体解决的宏大叙事面前显得不值一提。而梁公最着力、不惜以身相殉的道德人心恰恰是不少新派人物最蔑弃、最欲翻转的要害。梁公当然没有受过西方保守主义的熏陶，但是他以历经沧桑、深谙世情中历练出的直觉发问“一切法度纲纪，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可是，这在一切翻新、横扫一切的新派人物眼中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必要。他们的崇西、翻新各有宗主，但是纸面上的蓝图、理念中的天堂各各诱人，打破之后重建也称快捷。然而，道德传统被打破一切之后唯有纵荡无可收拾罢了。个人道德上，梁巨川所见的是民初的苟且图利、逢迎趋进，未及见朋友相倾、师生相揭、父子相攻的狼藉。而政治道德上，梁巨川所见的是民初的不负责任、罔顾民生，未及见使民内斗为快意、残民以“万税”为要务的惨象。梁公的忧虑竟一一成为现实，乃至变本加厉。这恐怕是当初“鸡同鸭讲”的新派人物始料不及的。

　　梁公谢世后仅半载，“公理战胜强权”竟成笑话，空头“战胜国”跌了个粉碎，陈独秀问“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尚有余音，而他把满腔义愤撒向了旧学了，更以新主义成就了一番伟业，落寞而死。从梁公殉清一事中求得“教训”要“预备下些精神不老丹”并展望“我们到七八十岁”的胡适于49年后寄居美国，后去台湾殁于1962,果然过了知天命之年，四年后中国大陆爆发文革，“不合时宜”的孔教等等旧物俱遭最后的摧毁。主张“留得生命与强权奋斗”的陶孟和践行理想坚决反蒋，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且历兼要职，种种风波直至“反右”皆未波及，于1960年善终。1931年，徐志摩先生遭遇飞机事故，不幸罹难，年仅三十四岁，最为可惜。人谁无死，于此记之，以作那场新旧之间隔世对话的了局。至于梁公，梁启超先生一言最可玩味，“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用于今，亦必见于后”——历史绵延不绝，是语验否，不必急急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