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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侯仁之 2008年底，著名学者赵俪生先生的《桑榆集》出版了，这意味着这本书所在的“名家心语丛书”已经出版了整整二十集。自2001年开始策划、组织、出版，中间刨去我去香港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前后历时五年多，我作为丛书的主编之一和责任编辑，这些年中经历的事情不可谓少，出现的变故不可谓小，但支撑我一直做到今天的就是一个信念：抢救文化财产刻不容缓。让我择要回顾一下这二十集的出版情况，书背后的难忘故事和那些让我感动的作者吧。 “我有很多东西要写，你要帮我出版” 开丛书先河的是季羡林先生的《千禧文存》，这本书出版于2001年，那一年先生刚好90岁。最初向先生组稿时，我们还没有想到编辑一套丛书，但却同时想到要向学界中的一些老先生组稿。等到《千禧文存》出版后，我们受到启发：何不以此书为滥觞，组织一批老先生编一套丛书出版呢？这一想法首先得到了季先生的首肯和支持，在我们商得一些学者确定了“名家心语丛书”的名字后，他满怀激情地为我们写来丛书“总序”。其后又答应每年为我们编一本新书，这就是后面要提到的《新纪元文存》。我们也很快组来第一辑中的其他四本。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些先生大都年事已高。于是我以极大的热情和高效率组织、编辑、出版了第一辑。除了季先生的书是2001年5月出版以外，其他四部都是当年9月出版的。 《三论一谈》出版时作者何兹全先生90岁，郭良玉先生88岁，如今郭先生已经仙逝。《晚晴集》出版时作者侯仁之先生90岁。那一年为了庆祝先生九十华诞，我专门去北大燕南园拜访他，希望他能编一部自选集收入“名家心语丛书”并争取于年内出版。他虽然答应了，却说要好好考虑一下，到底应该收入哪些文章。在接下来的闲谈中，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在兴建西客站时，为了保住莲花池这一十分重要的北京历史地理原貌，他建议市政府将西客站地址稍稍北移，让出莲花池旧址，同时加以修复，将其开辟为莲花池公园。市政府对他的建议极为重视，请他就这一问题为市里的有关领导做了一次专题讲座。之后，认真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莲花池公园。我听了以后，认为这些内容既精彩又重要，完全应该收入书中。因为先生对于北京的历史地理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文章和看法。就这样，他决定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自选集中的主要内容。过了一段时间，他便把自选集编好并命名为《晚晴集》交我出版。书出版后，正好赶上了学校为先生举行的庆祝90华诞的大会，他非常高兴。可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写作了。 《郊叟曝言》出版时周一良先生88岁，一个多月后先生就逝世了。我忘不了先生拿到新书后拉着我的手说：“太好了！太快了！想不到！这是我出版的最快的一本书！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啊！”先生生前的那几个月，是我同他联系比较频繁的时期，主要就是为了编辑这本书。那时先生因病右手已不能握笔写字。为了编好这本书，他只能采取自己口述，由家人或学生笔录的方法。最初他告诉我很不习惯口述，因为平时都是自己写。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每次口述前腹稿都要在肚子里过好几遍，讲出来后就不需要做什么修改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但先生事先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有时我去看他，为了缓解他的压力，故意和他聊些别的话题。有一次说到了张政烺先生，他告诉我上个世纪50年代给教授评级时，有两个人当时就应该评为一级，一个是邵循正，一个就是张政烺。结果因为其他原因没能评上，他认为很不应该。又有一次说到了陈寅恪先生，我说您应该写一篇介绍陈先生治学的文章。没想到他颇为沉重地说：“我不配写，我已被老师逐出师门了，因为没能坚持老师教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郊叟曝言》出版后，先生不仅很高兴，也从中受到很大鼓舞。他对我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你还要帮我出版。”可随着先生的离世，这些文化财富也烟消云散了。 《文化古今谈》出版时，作者金开诚先生只有70岁，是这套丛书中最年轻的作者，我当时为了编辑这套丛书，曾几次去拜访他，向他征询意见。他不仅积极支持我的想法，还亲自帮我拟订了丛书的名字，并率先交来了《文化古今谈》的稿子。可谁能料到，他已于去年年底远行了。 “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 丛书第二辑的五部是2002年出版的。《婪尾集》出版时作者钟敬文先生刚好一百岁，本来有关方面要给他举办庆祝活动，但那时他已经住院了，却非常关注本书的出版。为了能让他在生前看到这部书，我那时加班加点，把校样带回家看到深夜。就这样，当我拿到样书时，立刻请人带去医院交到他手上，他拿到书后非常高兴，还不忘托人向我致谢。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老人家就驾鹤西行了，走得非常安详。我不禁想起他生前对我说过的话：“你编的《学林春秋》出得又快又好！有时候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你编这部书就你一个人吧，要是一个集体，反而不见得能编好。人多意见不容易统一，你想这么编，他想那么编，劲使不到一处，有时还互相掣肘。一个人虽然力量有限，但当你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力量就是很大的。”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其实也是他自身的写照。他生前虽已百岁高龄，却还为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晚思集》出版时，张岱年先生已经93岁高龄，两年后他老人家就走了。《霞绮随笔》出版时作者吴小如先生已80岁。《竹影集》出版时作者任继愈先生86岁。《芸叶集》出版时作者冯钟芸先生83岁，当时向她和她的老伴任继愈先生组稿时，她本来不打算写，但在我的坚持下，她才同意并认真编选，除了几篇旧作，还新写了好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书出版后，她买了好多本送给亲友。袁行霈先生见到我便说：“你给冯先生出的书多好啊！她好久都没有出书了。她很高兴。”这也许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这点‘水’将要流入千家万户” 说到第三辑的五部的出版情况，《新纪元文存》是2002年6月出版的，作者季羡林先生时年91岁，本书是他2001年所写全部文章的结集。也是他恪守前言，专门为我们这套丛书编写的。特别是其后先生的《病榻杂记》，是他在住院期间所写文章的结集，面对全国50多家出版单位的竞争，先生一锤定音：“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君子一诺！”这部书我没有放到丛书里，而是于2006年年底同时在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和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繁、简两种文本。 《补听集》是2003年1月出版的，作者吴宗济先生时年94岁，本书主要收录了他近二十年所写的文章。《清心集》是2002年8月出版的，作者王锺翰先生时年89岁，大概是2007年先生逝世的。《出枥集》是2002年6月出版的，作者来新夏先生时年80岁，本书是他近两年来所写的文章的结集。 《浪花集》是2005年4月出版的。还是在2002年的年初，有一天我去看望周有光和张允和二老，周老当时正在打字，张先生便把我让进她的房间，递给我几本小册子说：“这是我们张家自己编印的一本小刊物，最初创办时是在1930年，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在解放后停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96年才复刊。现在是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一年出三期。作者一开始就是我们张家四姐妹和几个弟弟，现在还包括我们的后人。写的文章主要记述了我们张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和三妹（张兆和）负责具体的组稿、编辑、印制和寄送工作。最初我们只印二十份，只是给家里人看的。后来不断增加，现在每期要印二百多份，除了家里人，社会上的一些老朋友也都要看，还要寄送给远在香港、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亲朋好友。他们都说喜欢看。”一边听着她娓娓道来，一边仔细端详着手中的小册子，虽然是没有专门封面，只在首页手绘一幅黑白小图，外加一个较大的“水”字，用骑马钉钉成的小册子，却显得朴素、清新、自然、雅致。在此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一个家庭编印一本刊物的。张老见我十分好奇，便说：“这几本就送给你了，你是编辑，又编过杂志，给我们提提意见。”听她这么一说，我便把它们放进了包里。 回到家后，我抽出时间仔细阅读，很快就被那些记述张家往事的文章所吸引。那时我正在主编一套名为“名家心语”的丛书，本来就想向他们约稿，没想到他们的这本私家刊物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再搜罗一下，完全可以从中编出一部好书来。 带着这样一个想法，我很快又去拜访了二老。当我把这个想法讲给他们听后，二老十分赞成，张老高兴地说：“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好，这一下我们这点‘水’将要流入千家万户了。不过我现在年纪大了，心脏又不好，怕是一时编不出这部书来。不如这样，我给你一套比较完整的《水》，你先帮我从中挑选一下，编好后我们再看看，只有这样，才有出版可能。”周老接过话说：“她近来身体不是太好，完全自己动手编有一定的困难，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你编过那么多的书，就多帮帮她吧。”见二老这么信任我，我也没有推辞，只是说：“我先把杂志拿回去认真看看，编好后，再请您们过目。不过我也还有一个请求，这本书编出来也只能算是张老的，周老您自己还得单搞一本。”“这个我可以答应。”就这样，我抱着一大包杂志回了家。 考虑到张老那时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心脏又不好，我抓紧时间，把带回来的几十本《水》认真翻看了两遍，从中选出六十多篇文章，列出目录，交到二老的手中。张老看了很高兴，说要拿给妹妹张兆和一起商量商量。很快，她就把意见反馈给我，说：“书的名字就叫《浪花集》，你排出一份样子再给我们看看。”校样很快送到她的手上。但她那时心脏病已很严重，我几次去都看到她在打点滴或吸氧，虽然如此，她每天仍坚持看校样，我知道她把这部书稿看成是她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她看完校样后又直接寄给在苏州的弟弟张寰和，希望他再帮着看看。可就在这之后，即2002年的 最后说说丛书第四辑的五部作品。《短笛无腔》是2004年9月出版的，作者吴冠中先生那时是85岁。《漫画一生》是2005年2月出版的，作者华君武先生那时已是90岁了。《求索集》是2006年1月出版的，作者彦涵先生那时也是90岁了。《见闻随笔》是2006年1月出版的，作者周有光先生时年正好一百岁。《桑榆集》本来也是准备2006年出版的，作者赵俪生先生那年刚好90岁。但因为我被紧急派往香港工作两年多，致使该书直至2008年年底方得出版，而作者已于2007年11月辞世，他未能看到该书出版，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我是有责任的。 就上文所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人其萎”这个严峻的现实：22位作者中已有10位离我们而去，剩下的也大都超越耄耋之年或无法写作了。因此，面对眼前这20部作品，作为一个出版人，我颇感欣慰，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成功地把这些文化财富以图书的形式保存下来。也许有人会说，它们未必能创造出什么经济价值。不错！但有谁能否认他们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大师呢？他们的作品蕴涵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营养，这些价值和营养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能缺少的，无法用金钱衡量。文化是需要抢救的，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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