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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一年冒出18个版本，《道德情操论》紧随其后，短短几个月已有11个版本现身。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在国内图书市场创造的神话，从去年年初一直延续至今，这本书不仅长期踞守畅销书排行榜的显要位置，而且在许多书店屡屡创造单日销售最高纪录。《沉思录》中文版面世51年来共有26个版本，仅最近一年就冒出了18个版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今年也开始步《沉思录》后尘，热度不断攀升。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负责人称，这本书上市时间还不长，但销量已有七八万册。与此同时，短短几个月时间《道德情操论》有11个新版本现身。 说这两本书到底有多热，最近一本新出炉的书可算是佐证，该书名曰《左手〈沉思录〉右手〈道德情操论〉》，不仅把两本书的大致内容捏在了一起，也是对图书市场当下热点的一种真实写照。 走红之路如出一辙 无论《沉思录》还是《道德情操论》，都已出版多年，且一年前还都属“小众读物”。 《沉思录》记录了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人生感悟。《译林》杂志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李景端说：“尽管这本与心灵对话的哲学随笔是本好书，最早的译本1958年就有了，但以前并未被人重视。”《道德情操论》则主要阐释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书评家黄集伟说，《道德情操论》距今已有250年了，但其步入中国的时间迟了很多，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1997年，仅仅是在学术圈里受到关注。 短时间内两本冷书骤然变热书，成为大众读物，这让许多业内人士都深感意外。 出版社热衷于此，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两本书内容好，更因其是失去版权保护的作品，可谓人人可出，人人可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沉思录》的图书腰封上被特意标明“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据说是 《道德情操论》的推广模式与《沉思录》如出一辙。它的腰封上也赫然写着“温家宝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在网上，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介绍、作者全部要靠后站，温总理的推荐语被精心编排到了最前面，推荐语的出处、原话摘录都一清二楚。 译本太多泥沙俱下 记者随意翻开《沉思录》第二卷第一句话，两家出版社的译文风格大相径庭。“在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非常鸡婆、忘恩负义、狗眼看人低、满口胡言、见不得人好以及不善交际的人。”(黑龙江科技出版社)；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的翻译是“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僻的人。”(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景端认为，通常能出哲学著作的出版社，必须要有相当专业素质的编辑才能胜任，可是现在各类出版社都在出，泥沙俱下的众多译本，很容易误导读者。“就拿《沉思录》来说，梁实秋、朱汝庆、何怀宏三人的译本，被译界许多人认为比较忠实、严谨地保持了原作风格，但这些译本却被粗制滥造的译本淹没了。” 在李景端看来，短期内出现多种译本，难免有抄袭之嫌。“同样一句英文，要独立想出多种不同的中文来表达，无疑相当困难。于是，许多译者常常参照别人的，纷纷玩起文字游戏。”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重译太多是浪费，世界名著最多有四五种版本就足够了。 出版社读者都在跟风 这两本书都是人类智慧的精华，都是历经岁月沧桑公认的好书，理应让更多的读者来读，但出版商如此的宣传推广方式，不同人士看法不一。资深出版人安波舜认为，出版社的做法无可厚非，通过国家领导人、名人的阅读喜好，吸引更多的人读书，这样总归对社会文明有好处。黄集伟则说：“这是违背广告法的，广告法有明确规定，不能拿国家领导人做广告。”李景端认为，读书是很个人化的行为，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思想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出版社这种做法很不负责任。 在王府井书店购书的读者赵可里说：“《沉思录》《道德情操论》我都跟风买了，但读起来才发现自己兴趣不太大，结果没怎么看就丢在一边了。”和赵可里一样，许多读者的阅读被时尚牵引着，什么书热买什么，什么书红买什么。“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公信力的书评机制，读者往往是听了某些宣传买书，很容易无所适从。”资深图书编辑刘方说。 对于不少出版社纷纷走入跟风怪圈，李景端批评说：“很多出版社走市场以后，并未真正了解读者的需求，但又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眼睛专盯热点书，不管自己的编辑队伍如何，不论自己的弱项是什么，什么书好卖出什么，这样势必让搭车、跟风、山寨、克隆现象成风，势必造成所出的书缺乏品位。” 或许，随着书号网上实名申领制全面推行，出版界跟风、重复出版的老病根会得到有效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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