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礼学思想，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对于诸子礼学的研究，涉及到诸多史料辨析和观点论争的问题，难度甚大。特别重要的是，对于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研究，关系到如何看待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秦汉到清末两千年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问题，以及礼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礼”产生于上古时期。原初形态的礼治，形成并完善于西周。礼学，则渊源于孔子，光大于儒学，蓬勃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既是礼治崩解的时期，又是诸子礼学出现并力图重建礼治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要建构的礼治社会，并不都是一般人所误解的西周社会。诚然，孔子要复兴的礼，是周礼;其要重建的社会，是以西周为理想的社会。但是，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如果有统治者真正能够用他，他也未必就是全盘“周化”的实践者。道理很简单，因革损益的思想，在孔子观念中还是很牢固的。何况孔子的礼学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价值，而仁的内涵和价值目标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克己复礼为仁，视听言动符合礼才是仁，仁礼融为一体，而这礼确是可以随时代变迁而损益，因现实需要而调整的。孟子礼学所追慕的社会，显然不是西周。孟子一心追求“定于一”的社会和思想，与其所处的战国中期的时代条件相应，即要超越动荡和纷争，追求一个充塞道德仁义、具有公序良俗的社会，追求一个天下一统、道一风同的社会。荀子礼学所追求的，是如何制约、调正具有恶质的人性，援法入儒，纳法于礼，辨名析理，张扬儒家的礼乐，为儒家王道政治的实现提供论证。老庄道家抨击儒家的礼学，其直接的目标，却是为了宣扬自家所能乐受的礼，非礼之礼，是谓大礼!法家和墨家，各为一极，各有其关于礼的价值认知和社会治理目标，表面看法家刻薄寡恩、主张严明等级，而墨家力倡兼爱尚同，宽厚仁慈而又平等互助，似乎形同水火，但就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实践效果而言，二者并无根本区别，最终都是呼唤个人专断的明君圣主，都以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秩序为归依。而法墨两家的礼学，其基本的价值目标，是为新的一统帝国提供意识形态的论证。阴阳家似乎没有明确的礼学思想，但阴阳家的“大九州”说，用阴阳类分宇宙万物的方略，阴阳消长推动万物流转盛衰的思想，却实实在在地提供了一幅自然和社会的秩序图景，以及基本的理论阐释原则和方式。而这套阐释原则和方式，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新兴帝国提供意识形态论证的工具，因而具有实在的礼学意味和功能，后来西汉董仲舒思想的出现，便是明证。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人们往往被该书的驳杂所炫惑，而忽视了该书的礼学思想。加上该书是集体创造而非一人所作，在探讨“诸子”思想的时候，往往以人头论而不以著作论，故而往往忽视之。其实，《吕氏春秋》的礼学思想极为丰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综合创新，是为即将到来的新兴帝国创建系统严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是要提供一套核心价值观念。“一兵”、“一心”，同类相通、同类相召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态势趋于结束，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即将出现的时代要求及其特征，同时也是从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际要求统一的思潮的重要环节，成为先秦诸子礼学思想争锋到西汉礼学体系建构的必然过渡，也是其重要桥梁。

　　总的看来，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勃兴和相互激荡，是重建统一的思想、重构统一的价值观念的历史必然，也是积极的思想实验。先秦诸子礼学的出现，开启了西汉礼学的先河，为后来西汉时期礼学的重建和完善提供了思想资源，自然也为整个汉代礼治的形成创造了思想前提。因此，先秦诸子礼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陆建华同志潜心学术，好学深思，为人耿直，能够接受不同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具有开阔的学术胸怀。他不畏艰难，勇于攀登学术台阶，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学术园地更加辛勤地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深感欣慰!他撰写的《先秦诸子礼学研究》这部著作，比较系统深入地对先秦诸子的礼学做了绵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展现了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文献功底，奉献了一部选题新颖而又视角独特的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著作，可喜可贺!书稿完成后，他根据学术界有关专家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新思考，对书稿作了适度的修改和补充，增加了“结语”，以及作为附录的《〈礼记〉之礼学》、《先秦诸子法律发生论》两个部分，从而使得这部著作更加周延，思想深度有所加强。由此也可看出，他确实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能够自我超越，所以他能够不断进步。

此文为《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一书之序言，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