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解释学理论的介绍和启发，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并思考中国本土的解释学理论建构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解释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命名，虽然源于西方，但并不能否定中国文化同样存在着一种解释学资源和理论传统。

　　沿着这一思路，中国解释学研究亦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初步展示了中国本土解释学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面貌。不过，在肯定这一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些研究基本是围绕哲学史和思想史展开，而对中国古代诗学（文学）解释学理论还缺乏系统的梳理与发掘。邓新华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展开理论思索，它有意识地从诗学解释学角度切入，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予以阐发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起能够凸显中国古代诗学特征的解释学理论构架。

　　作者希望由此建立起我们民族自己的诗学解释学体系。所以，在不排除借鉴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成果的前提下，著者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独特理论蕴涵和理论魅力的揭示上。作者认为，要达此目的，最应坚持的原则和方法有三个，即“文化还原”、“现代阐释”和“中西对话”。这些原则和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充分揭示中国诗学解释学原初的理论内涵以及由哲学向诗学解释学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且还能激活潜藏在传统文论中极有价值和特色的诗学解释学思想，展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民族特色和独有的理论内涵。

　　作者长期浸润于中国古代诗学，所以，从中国古代诗学中精选材料，比较它与西方现代解释学的异同，以建立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独特的原则、观念与方法，就构成了本书的显著特色。作者以“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根本原则，认为它的提出说明中国诗学解释学比西方解释学更具智慧的，就在于它较好地解决了西方解释学无法解决的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而“品味”、“涵咏”和“自得”则是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独特的文本理解途径。这一途径的确立，充分考虑到解释对象、主体和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是以作品意味的品鉴为基础的，所以相对于西方解释学偏重文本意义的理解又有着独特的优势。由于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始终将作品意味的品鉴看得高于作品意义的理解，所以它又提出“象喻”、“摘句”、“论诗诗”三种诗性解释方式，这与作为解释对象的诗性文本有着更为内在的契合，它从直观感悟角度对作品整体风神韵味的玩赏与把捉，在内容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精微性上，都远胜于西方阐释学那种偏重于理性和概念的解说。这些分析，很有深度和新意，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独特的原则、方式和思维特征。

　　作者还探讨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与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关系，其中特别深入地阐释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与儒家经学解释学的关系，认为研究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应该从二者的联系与区别着手，既要看到诗学解释学是从经学解释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又要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诗学解释学关注文本对象的诗性特征，是对文本对象的诗性阐发。这一探讨的目的仍在于揭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独特的理论蕴涵和理论特征。而从这种揭示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那种立于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同时又不失其诗学本位的独特视野与立场。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　邓新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