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先生主编的9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3－4月出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近产生的一批重要成果，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以来的一次重要进展。198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了6种，是单兵作战，独立成著。耿先生主编的这套书，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我初步浏览其中的5种（导论卷、西学两卷、科学两卷），有一些感想和看法。

　　课题组的成员由历史、哲学两大专业背景的学者组成，老、中、青搭配。承担每一卷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在该领域工作时间较长、具有相当研究基础的学者。这方面的情况不用我介绍，大家一看每卷书的作者即知。

　　主编耿云志先生在《前言》中明确指出：“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第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第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做到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不容易的。”限于自身的人力和时间，课题组不是围绕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所有问题而展开，而是选取了其中的四个问题，即：（一）、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二）、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三）、思想观念的变化，（四）、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每一问题均有两卷从不同的视角加以深入探讨，整个研究带有攻关的性质。每一卷的作者，也能根据自己的专题设置一些颇具创意的问题，如郑匡民所著《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一书所讨论的几个问题：“甲午前后中日官绅之间的认知与交往”、“晚清译业及日译术语的输入”、“日本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政闻社”等，据我的孤陋寡闻所见，似为前人较少涉及或未加深入研究的问题，设置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实具弥补薄弱环节的作用。

　　诚如主编所言，有关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虽然迄今没有专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著作，但关涉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每卷作者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在吸收、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挖掘相关课题的材料，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就我所阅读的两组与西学、科学有关的著作而言，作者在挖掘相关材料和吸收前人的成果这两方面，都已尽了极大的努力，如左玉河所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所列主要征引文献、相关论著举要、报刊举要这三项即达450余种。郑匡民所著《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一书挖掘了大量相关日文材料，征引的相关日文文献就达64种，邹小站所著《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一书征引汉译西书、文集、资料集、年谱、日记、回忆录、杂记、中英文研究论著300种。征引材料丰富，构成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这使得他们的研究能够建立在比较扎实、稳固的基础之上。

　　在阅读《导论》卷时，我发现作者在每一章围绕其论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将述说史事与综述前人意见有机地结合，并发表自己独到的心得。如在讨论“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时，在列举沈松桥、郑师渠两家的观点后，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对学衡派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并根据历史和逻辑一一据证、据理反驳。其所持观点虽与原来否定学衡派的传统观点类同，但所持理据则完全两样，构成新的一家之言。在《结语》中，作者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后，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新文化的未来发展”的基本看法：“在现代世界上，文化的发展进步，最基本地是沿着两个路径：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个人的创造精神，创造力。”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的正确关系。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这一看法是作者在多年研究新文化运动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看法和理论概括。这样的看法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对现实文化建设，也有参考、借鉴的意义。

　　在编排体例上，整套丛书注意到体例统一、注释规范，书后还附有《人名索引》，这在现有学术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规范做法。编制索引是出版学术著作应遵循的基本常规，惜国内学术著作大都缺乏此项，这意味着现有学术著作缺乏必要的一道工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丛书的这一做法值得进一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