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闻《顾颉刚日记》，已于2000年5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刊行，全帙凡十二卷，约六百万言。但直到去岁仲冬，始得《上海书评》鼎助，得窥全豹。

　　我生也晚，待1955年秋季入复旦历史系做学生，原任本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早在一年多前晋京高就，至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任研究员了。虽说无缘识荆，初入学便躬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历史系的重点，当然是“肃清胡适反动史学思想的流毒”，也当然要连及顾颉刚的“疑古”。况且本系师长，多为学界名家，与胡、顾有旧谊者不少。不过给我的印象，系内十多位正副教授，除了个别紧跟者外，对批胡兴趣阙如，倒是常常议论顾颉刚在北京大会小会的表态，还时而说及他的旧事。这令我感到好奇，从此不仅常看顾氏文字，也注意他的生平。于是渐知此公并非所谓纯学者，而是总在政学商三界活动的人物。

　　正因如此，这回拿到《顾颉刚日记》，便在非务不可的正业之外，即漏夜通读，断续耗时两个多月，虽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验。

它是“原始史料”吗？

　　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据整理者顾潮女士的“前言”，可知它的主体原名《颉刚日程》，有两个“基本”：

　　“《颉刚日程》自1921年1月始记”，“以后连续记载数十年而基本上不曾中断”。就是说，它记至1980年12月顾颉刚去世前，曾有中断。

　　引人注目的，是“前言”的另一点声明：“由于父亲将日记作为吐露心迹的场所，七情六欲，无所不谈，其中自有一些激愤之言，或许对他人会造成伤害，鉴于日记的史料价值，整理时基本未作删改。”那么，这类具有“史料价值”的涉及他人的言论，倘有“删改”，是否出于顾颉刚本人之手？

　　我生此疑，还因为顾潮有以下两点介绍。

　　第一，见于“前言”。“日记册的版式是父亲于1920年12月自己设计的，用毛边纸线装，约十六开大小， 每页竖向分为‘ 日期 ’、‘ 事类 ’……   ‘ 备注 ’、‘ 一周总记 ’九栏；横向栏目有‘ 号 ’、‘ 星期 ’及‘ 预计 ’、  ‘ 实作 ’二行，且排三列，即每页可记三天日记；页左端印有‘颉刚日程’四字及‘ 年 ’、‘ 月 ’‘ 号至号 ’及   ‘ 阴历月日至日 ’备填，以便检索。”（引注：空格均原有。）因知单是版式就很复杂。可惜联经版《顾颉刚日记》，虽有皇皇十二巨册，却没有一页书影，令我辈有幸一睹《颉刚日程》原稿面目，只能凭空想象那版式的“备注”、 “一周总计”和“预计”、“实作”等纵横栏列，必留不小空白“备填”。

　　第二，据“凡例”，可知《颉刚日程》原稿，“系表格式竖写”，由整理者改为横抄付刊。原稿正文每段“起始空二格，转行顶格”，“‘备注’及‘一周总计’中内容各另起段，起始空三格，转行空一格”。由于横排刊本，正文与“备注”等用同一号宋体字，读时如不留心每条起首及转行空格，便分不清孰为原记，孰为“备注”。

　　其实，如今所见《顾颉刚日记》，有多少可称“原始史料”？已很难辨别。因为根据顾氏自述，他的日记，多半先写在随身小册上，再誊入《颉刚日程》诸栏，也即在誊抄时做过修饰。他由草稿变成正文，又常隔数日乃至一周半月之后。这样他的日记，“基本”非逐日的记录，而是“日后补记”。据顾潮“前言”和“凡例”介绍，有些部分未经顾氏本人誊正，例如“文革”时，“写于小笔记本及台历之日记，内容系依《颉刚日程》分段，故抄写仍同表格式者”。不消说，经过如此处理，连小笔记本之类所存顾氏日记“原始”本色，在联经版刊本中也都消失。

　　既然如此，《顾颉刚日记》的“凡例”之二，就越发值得注意：“其中日后补记者，附于当日之后。若补记日期相距不远，则以较原记缩一格相区别；若补记日期在隔年之后，甚至相距数年或数十年，则更以楷体字相区别。”

　　章培恒先生看了关于《顾颉刚日记》的某篇介绍文章，已感到奇怪：“我才知道顾颉刚的日记是可以补充的，一九七几年补记他年轻时候的东西。”（《述学兼忆师友》，《书城》，2008年12月号）而我阅毕《日记》，回头再看上引“凡例”，不禁更感到奇怪，因为已刊《日记》本来大半属于顾氏本人“日后补记者”，岂知除此而外还有“补记”，而且后一类“补记”，又包含所谓补记日期“相隔不远”、“在隔年之后”，“甚至相隔数年或数十年”等情形。尤因刊本对“相隔不远”的“补记”，用同一宋体字排印，仅较“原记缩一格”，与当日的“补注”毫无区别，又没有《颉刚日程》原稿影本可资对勘，谁能分辨？

　　关于“更以楷体字相区别”的那些所谓补记，大约不会有人相信真是当年旧迹的实录。困难在于同“补注”无从分辨的所谓补记，可以信为真相记载吗？除了章培恒先生所疑的几则，如顾颉刚补记他年轻时对王国维的看法等。令我更生疑的，是顾氏有没有像他模仿的康有为那样，用倒填年月之类手法，以补记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或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作为史学从业者，我相信马克思的一句话：“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看来，要清除对顾颉刚补记的疑问，一个简单做法，就是将他特别记述的时地人事，寻觅相应史料对勘。

《顾颉刚日记》的余序

　　早在1950年代，通过批胡适运动和众多师长谈论，我已知顾颉刚很难与人合作。他多疑成癖，好听窃窃私语，尤好信未必真实的传言。例如院系调整以后，他所在的上海学院部分系科并入复旦，而他本人也被复旦历史系聘为专任教授。他请假一年，分明由于当局已有规定，专任教授不可在外兼职，而他时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经商收入远比复旦教授丰厚，但他却说不肯到复旦就职的理由，是因为周予同先生不欢迎他来复旦，所据便是某教授的私下传言。事实上，时任复旦主管文科的副教务长周予同先生，不仅与顾颉刚相交已二十多年，而且是决定聘任顾颉刚的复旦主要领导人。顾颉刚找借口继续经商发财，竟以传言为依据，忍心污蔑老友，还一本正经地写入《颉刚日程》（见《日记》1952年9月21日），此人所记可轻信么？

　　顾颉刚与同事闹翻乃至与挚友凶终隙末，更著名者一是鲁迅，二是傅斯年，三是胡适。鲁顾交恶，论者极多，在《顾颉刚日记》中也是主要题材，容后再考。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由谊同手足，而貌合神离，而终于“决裂”，以至他致函胡适，控诉傅斯年对他蓄意迫害，在以往很少有专门研究。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出版，卷首余英时先生长序《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的发表，这问题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注意。

　　余序凡五节，第一节论顾氏的“事业心与傅斯年”，第二节论“顾颉刚与胡适”，第三节“顾颉刚与国民党”，第四节“1949年后的顾颉刚”，也都时时涉及顾、傅、胡的恩怨关系。我很佩服余先生对三造都取“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却又感到余序或许调停过度，以致可能明知《顾颉刚日记》述及他与傅、胡关系，内有不实情节，却只含蓄带过。

　　一个显例，便是《顾颉刚日记》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

关于顾颉刚致胡适函

　　胡适于1949年仓猝离开他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有大批私人文件未及带走，其中包括众多书信。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选编了胡适留下的部分书信及函电稿，题作《胡适来往书信选》，分上中下三册，由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发行。虽说发行限于内部，却很快传播海外。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刊行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所收函件便与中华版雷同。其中收有顾颉刚致胡适信多通，当然引人注目。

　　前揭《顾颉刚日记》余序引顾颉刚致胡适那通长信，序中明谓写信时间为“1929年8月20日”，出注谓引自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核以前揭中华版《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475号“顾颉刚致胡适”，引文及顾氏自署写信时间（“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完全相符。

　　余英时先生通读过联经版《顾颉刚日记》的全部未刊稿，不会不注意《日记》在1929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二（七月十六）”那天，所记内容为顾颉刚在苏州会友、游园、训女等，没有只字提及给胡适写信。尽管此前四天（八月十六号），他曾经“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

　　然而，《日记》1928年“八月二十号星期一（七月初六）”，却赫然记道：“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同日“备注”又道：“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也在同日，又记“登日记七天”，显然此则乃属“日后补记者”。

　　于是我赶紧重读《胡适来往书信选》所载民国18年8月20日顾致胡信，核对字数，共四千八百余字，可称“约五千字”；内容呢？原信劈头便说：“接九日信，至感先生的好意。不过我两年来的环境和心情有非先生所知者，所以趁着这个机会，详细一叙。”往下便由离北大到厦大说起，再详述到中山大学年余的遭际，中心就是述说与傅斯年（孟真）的关系日趋紧张，当然力陈错误全在傅斯年。信谓“先生信中劝我不要骄傲，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 随即絮絮叨叨，自我辩解并指斥傅斯年，表示心中充满“烦闷，愤怒，希望，奋斗”云云。凡此，与《日记》1928年8月20日“写适之先生信”所记要点无不相合。

　　关键在于写信的时间。《胡适来往书信选》据顾颉刚原信手迹刊印，信末顾氏自署作期为“（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然而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却录于1928年即民国17年同月同日记载之内。二者相差整整一年，就是说两个年份必有一误，哪个记载可信？

　　《日记》既为顾潮编定，且看也由她编著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3月一版）怎么说？该谱于“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戊辰）三十六岁”目内，在8月20日记“与胡适书”，夹注谓据“日记是日”，而后摘抄《胡适来往书信选》所录原信的两段个人牢骚语，既略去信中对傅斯年的反复控诉，更不提信末顾颉刚自署的写信日期。更妙的是该谱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七岁”目下，连“八月二十日”也不记，甚至不提顾颉刚在此月19日在苏州造访胡适一事。对顾潮这一含糊记叙，只能说是她已发现其父日记与致胡适原信的时间悖论，却以一则夹注表示宁信日记，而对原信明署的作期，以不了了之。

　　恕我直言，余英时先生似有同病。他在序中特别说明顾颉刚致胡适的那封信，作于“1929年8月20日”，昭示他以为《胡适来往书信集》初次发表的原信所署日期是可信的。他将顾颉刚此信定性为“向师门诉冤”，也与原信内容主旨相符。但也因此，他围绕此信一再考察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恩怨，多处引用《日记》，却始终未提《日记》将此信作期提前了整整一年。个中缘由，甚盼余先生有以说明。

顾颉刚改日记后述

　　所谓日记，顾名思义，当为逐日之纪录。古往今来，日记作者多矣。就已刊布的日记来说，作者或为写给自己看，或为写给他人看。无论写给谁看，原记可以秘藏，可以销毁，可以在生前择要刊布，可以在死后全文公表，却很少有人在事后增补，更极少有人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而篡改昔作。

　　《顾颉刚日记》却表明，作者不仅补日记，而且改日记。

　　本来，时隔经年乃至数年数十年，所补当年当月的日记，可信度已令人生疑。可是，顾颉刚竟然在晚年修改中年所写日记，乃至将他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也许他以为改得天衣无缝，谁能质疑他亲笔改定记载的可信性呢？

　　况且他致胡适的那通长函，控告对象是傅斯年。傅斯年早赴台湾，随即名列“战犯”，1950年已猝逝。同样，胡适也名列“战犯”，在国共内战中进退失据，只能流亡美国，听任海峡两岸都予声讨。对于留在上海，在商学二界都自诩老大的顾颉刚，将既往一切实有或臆度的过错，统统推给胡适，并转而反控傅斯年，无疑顺理成章，而且死活都无对证，岂不惬意？

　　果然，从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到批判胡适，顾颉刚都能“过关”。他于是被召唤进京了，位居中科院一级研究员，月薪五百万，远过历史诸所首长；住房阔达十多间，较诸同所助研举家一室难求，有天壤之别。随即增补为政协委员，又名列民主促进会核心成员。因而他此后在日记中时时抱怨从政妨碍治学，是否真话？至少在京沪二地熟悉其人的学者中间，很少有人相信他的表态出自肺腑。

　　顾颉刚曾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由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顾颉刚又在1971年被定为二十四史校点主持人，被抄走的《顾颉刚日程》也发还。如今《日记》“更以楷体字相区别”的数年或数十年后补记诸则，就大多补记在这年以后。

　　2009年1月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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