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被问到什么是悲剧时曾回答：“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冯伟林的新著《书生报国》（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写的书生们，不管是一脉相传的湘籍人杰陶澍、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还是更为久远的非湘籍政治家魏征、王安石、岳飞、范仲淹，以及领袖思想界的王夫之、魏源，无一不是视“国家兴亡”为己任，却又壮志难酬的“悲剧英雄”。冯伟林在他篇什有限却厚重大气的散文创作中，为什么独独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这沉重的一隅？他要通过对这些以笔为旗的追述和缅怀，让读者领略哪些有价值的发现呢？

　　冯伟林不是历史学者，他无意于通过细致入微的据理考证，寻找这些书生们留在历史册页深处的人生遭际，而是撷取他们人生最辉煌和落寞的片段，从其中的巨大落差里，寻找和发现弥足珍贵的细节，在呈现他们成为悲剧英雄的根本原因的同时，更让读者领略到了他们巨大的人格特点。

　　《收拾河山酬壮志》里的左宗棠既是一个以花甲高龄抬棺西征，马革裹尸，为祖国收回六分之一河山的传奇人物，也是一个曾三试而不举、为高官老乡陶澍献上“一线好山为公立，两度渌水俟君清”马屁对联的落魄秀才，一个报国心切、曾为受到林则徐指名约见而激动得差点落水湘江的三湘隐者，一个接受了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劝告决然出山的经国栋才，一个为国家利益不惜与当朝权臣李鸿章翻脸的封疆大吏，一个以当朝一品大员的官阶，郑重上书皇帝，要求参加殿试的老顽童。如果说左宗棠试图以一己之力拯救风雨飘摇的国家，充满了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他的后辈同乡黄兴则是一个“清醒”的悲剧英雄。黄兴的清醒不但在于始终如一地维护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更在于信念里矢志不渝的民主共和思想。读着黄兴留下的“国会应注意立法，立法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可收拾”临终遗言，我们只能感叹，黄兴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而《残阳社稷急》里，魏源的悲剧更加振聋发聩。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是魏源关于国家前途命运呕心沥血的思考，它如同电闪雷鸣，劈过茫茫黑夜，照亮的却是我们虎视眈眈的东邻，直接促进了这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并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空怀满腔报国之志的大思想家最后选择了遁入佛门了结残生，这样的悲剧足以让我们这个民族永远铭记。

　　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把这些书生们的不幸与国家民族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去借问“英雄何处”，去追索“谁与历史同行”，去礼赞“书生报国”。他丝毫不抑制自己“我期待英雄时代的来临，用自己的方式呼唤真的英雄”的生命激情；他内心奔腾的激流，是当代儒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在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传统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人生态度一直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影响不衰。冯伟林这样诠释自己对“儒”的理解：“中国的‘儒’是一个不断在吸收、吐纳、和发展的动词；儒家与宗教无关。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问天寻‘道’，‘儒’的思想动容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情境中。”悲剧英雄们的人格闪光让人唏嘘感慨，作家淋漓尽致的呈现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以“舍身于天下”书生报国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