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甚读现代人的诗歌，不管是旧诗还是新诗。偶然见到，两三行不惬于心，即抛撇一边。觉得与其读这些劳什子，还不如到故纸堆中去捞糟粕呢。这也许是古人诗读多了眼界抬高的缘故吧。但也有例外，有两位前辈的诗集却时时拿出来阅读，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一位是苏渊雷先生，自谓于二公之诗颇有心得，大约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年代与二公多少有一段重叠吧。陈先生的诗才世间褒贬不一，但其诗可以证史却是公认的。苏先生一生阅历丰富，参加过大革命，经历了八年抗战，新中国建立甫及八年，即被划为右派，侥幸逃过文革后，在耄耋之年还看到了改革开放。他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历史学家。身之所历、目之所睹、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国家的兴亡治乱、自己的行藏遭际，都在诗中表现出来，真可谓今之诗史，而比起陈寅恪先生来，可谓无其直露，而有纡徐蕴藉之致。

　　苏先生诗的风格，早被钱锺书先生拈出：“《钵水斋诗》，其发而为言外者，欲兼珠光与剑气；其蕴而为意内者，欲兼情韵与理趣。虞道园曰：‘蜀庖能浓浙能淡。’汤玉茗曰：‘他人言性我言情。’美具难并，惟君殆庶。乃知君家子瞻所谓穷人此物，依然家传世守，未尝交付与人也。集中多赠答之什，嘤鸣求友，呴沫慰穷。贤则知贤，故无失故。每一披寻，辄增气类之感。”

　　钱先生所重为其艺术性，而我则不贤识小，注意的是其诗所涉不同时期的现实及诗人心志与之相应的变化。由于苏先生的诗写得委婉含蓄，所以在阅读时还下了一番涵咏之功。一页页读来，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

　　集中有大革命中入狱所赋之诗：

　　深囚如海一身遥，午夜中心郁怒潮。矢志直将戈作枕，行吟不数玉为箫。鸡鸣风雨谁先觉，松耐冰霜独后凋。一蹶何曾伤骥足，关山前路正迢迢。（《深囚》，1930）虽身陷囹圄而其志不屈、其心乐观，先生的性格自青年时代早已形成，至老未改。

　　有抗战中记南京大屠杀之诗：

　　春到江南草木腥，台城十里血风凝。伤心虎踞龙盘地，风雨何人过二陵？（《哀江南》之三，1938）末句虽用《崔曙九日登仙台呈刘明府》“二陵风雨自东来”字面，但此“二陵”不指l之二陵，而指明孝陵与中山陵。先生感叹明太祖与孙中山皆有驱虏之功，而二陵及都城如今竟皆为敌陷，一腔悲愤，不能自抑。

　　有歌颂渡江战役之诗：

　　千帆一夕渡江东，直下金陵半壁空。先取杭州成犄角，淞波洗马略从容。（《庚寅杂诗》之十八，1950）先生少参革命，今眼见其成功，能不欢欣鼓舞？谁知好景不长，运动自此接连不断。先生虽多幸免于难，而1957年“反右”运动卒不能脱。先生素为左派，却诬之为右，远谪哈尔滨。途经北京，不禁“长太息以掩涕”：

　　国门初入泪初零，翘首高天皎月星。陡觉违时伤老大，谁能负气忍伶俜？故人好在音先断，旧眷轻抛梦久醒。明发榆关更北上，风光应不异南坰。（《初过都门书感》，1958）

　　“故人好在音先断”，颇堪玩味，写出人人自危、与“右派”划清界限之况，其时世态，实非“炎凉”两字所能了。

　　“反右”未十年即“文化革命”，至1970年，浩劫已至第五年，先生于六十三岁生日，检点平生，不胜感喟：

　　白发苍颜六十三，如山忧患饱曾参。心随朔雁千群急，梦堕疏钟一枕寒。佳节重阳容再展，寒花明岁定相探。年年作健凭杯酒，剩化相思泪满衫。（《生日独酌口占》，1970）

　　末联“相思泪”，集怀远、思乡、忧国而言，正所谓“如山忧患”耳。颈联“寒花明岁定相探”，则犹怀希冀于他日，这一乐观的信念支持着他坚强地活下去。

　　1976年四凶覆灭，先生赋《咏史》一扫愁云：

　　重阴豁尽阳初复，四海归心仗圣裁。除恶昔闻滋蔓草，摘瓜谁复咏黄台？青鸡隐语声如在，白虎扬幡敌可摧。放眼乾坤今定矣，老夫几欲坠驴来。题为“咏史”，而明眼人一看即知咏“文化革命”之终了，而其时禁忌犹多，不能明言。

　　此后之诗，则欢愉之词为多，亦不乏颂圣之作，先生戏言告存而已。然中寓微言，非知言者不能解。

　　诗既可言志，亦可缘情，诗人所作，既记其遭际，亦自述其心路历程，忧民忧国者更咏及国事与天下事，苏先生的诗正属这一类型。开卷一览，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之关系、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之态度，尽在其中。若欲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及其与时变化，苏先生的《钵水斋诗集》是不能不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