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本为一体。从中国文学的起点看，《诗经》中的雅颂，实际上就是在表现西周王朝的历史，《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只可惜，这种“文史结合”的著述传统已迹近中断。读李从军先生的《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令人眼前为之一亮，为其“以文活史、以史实文”的风格所吸引而流连忘返。

　　记得赵昌平先生说过，在中国古典文学苑囿中，没有一块土地似唐诗那样被反复耕犁过千百度，任何刻意标新立异而实学欠缺的论说，都会因此而立即显出它的浅薄来。在这种巨大的挑战面前，《唐代文学演变史》凭籍作者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力，在对大量资料发掘、梳理、考订的基础上，融通中西学，以极大的创新勇气提出了新的唐代文学分期理论，使其无愧为一部富于史识的断代文学史。李从军先生认为，盛唐之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时代精神的熏陶，人的意识表现了外向的冲动，显示出强烈的主观精神，文学在这种精神的主导下演变和发展；到了盛唐时代，在盛唐精神的主导下，文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思想表现了主、客观统一的趋势并向客观性阶段转折；进入中唐之后，政治、经济状况日趋衰落，社会矛盾加剧，人的意识转为内向、反思，寻求对客观外在的适应性，非理性主义日渐滋长。由此，《唐代文学演变史》从总体与具体、内在与外在两方面来把握唐代文学，提出了“三个文学阶段，十个文学时代”论：第一阶段，主观性—能动阶段（包括唐初文学“雅正”时代，“四杰”和文学“狂飙”时代，陈子昂和文学“复古”时代，龙、云之际文学渐变时代）；第二阶段，主、客观性统一—转折阶段（包括李白和盛唐文学繁荣时代，杜甫和文学转折时代）；第三阶段，客观性—受动阶段（包括中唐前期文学过渡时代、中唐文学复兴时代、晚唐文学感伤时代、唐末文学衰变时代）。这样，《唐代文学演变史》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将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了出来，全面探讨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艺术的交互影响，而归宗于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探讨，成为风气丕变的先导。

　　除了史识之外，《唐代文学演变史》还以其体系宏富、内容精深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实证性研究功力。读者不仅从中读到唐代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和唐代文学总体演变趋势，还精细地体味到“唐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家、流派、作品的文学倾向和文学思潮；各个时代文学的风貌特征及演变状态；文学对社会生活及社会现象的反映和作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文学创作者与现实生活、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对史料的熟悉，作者善于对唐文学的具象进行深度挖掘，稳实厚重中时见新义，他对唐文学的艺术特质的把握和评点往往一语中的，时时使人有茅塞顿启之感。

　　《唐代文学演变史》还以其奇崛、曼妙的整体面貌，给过于求庄的理论著述吹来一股清新的风。作者把学术的精魂用诗般的语言演绎出来，从而深深烙上他个人风格的印记。论著对唐代文学分期冠以全新的命名，如“雅正”、“狂飚”、“复古”、“感伤”，其中渗透着作者个人的独立见地和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再看更小的板块，“古调独弹”、“诗论的内向”、“废墟上的失乐园”……怡性的感受、溢彩的思绪，均匀地分配在整饬的理论框架上，形式的灵跃与内涵的谨严相互映衬，情感与研究、议论水乳交融。

　　唐代文学与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境一脉相通。民族的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兴盛书写着民族的兴盛，这是更宏大意义上的“文史相生”。我想，这是《唐代文学演变史》启人深思的更深一层的理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