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詹福瑞著，中华书局2008年第一版，49.00元

　　日前得到詹福瑞先生的新著《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一读之下，难以释手，其文风之独特，笔墨之洒脱，见地之透辟，在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确乎是迥异寻常的。

　　或许是时下学术界的某些风习触动了福瑞先生，这部《不求甚解——读民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八篇》的学术随笔集，处处流露着他对民国时代曾经拥有的学术精神的怀念，也篇篇展现着那一时代的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与魅力。詹先生以“不求甚解”为题，真是别具匠心。这不仅是他精选的十八篇论文给予的研究方法上的启示，更是著者点出当下古典文学研究弊病时虽温和却直指的一种姿态，而且在看似漫然的批评中，示范式地贯彻着这种“浅解”思路。于是，我们所看到的这部集子，便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学术个案的选集与评论，而是过去与现在两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呼应与继承。

　　研究者是经典的护卫者还是传播者？研究本身是研究者对经典的学理分析式的孤芳自赏，还是所有接受者理解经典的一种平易近人的引领和提升？詹先生的“不求甚解”就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他举例说，鲁迅、胡适看西游，并不去深究什么玄之又玄的佛道思想，看到的只是好玩、只是有趣，似乎也没看出什么反抗与斗争，只是玩世与机灵。为何？因为他们都不趋附着潮流深说什么微言大义，他们只是紧紧地抓住作品，识出一些常“情”，读出那些“浅”来。一个“情”，一个“浅”，可以说正是詹先生“不求甚解”的最佳注释。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情”字。

　　书中有这样一篇《最为难得是常情》，有感于民国著名词学专家詹安泰的《论寄托》而作。安泰前辈的文章是对词学“寄托”说的全面研究，不仅指出寄托之不能蔑视，也清楚地认识到，一意以寄托说词，穿凿附会，反失其真。抓住这一点，福瑞先生紧续其说，认为词的寄托之说，不同于诗，词学的寄托说“并不是人人都重题材之大，而是重情感之深。只要情深，常情亦无不可”。既然这样，对于读者来说，便不必操心费力地非以比兴寄托之义去猜解，只要用常人的心态去体味就可以了。然而，“学者专家偏不信，偏要钻到里边去，从小中找大，从庸常中寻异常，甚至到了作者之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枉自操心费力。不相信平常心、庸常情，实则是被诗的比兴理论异化了，也就是说诗人正常，学者不正常了。”研究者的牵强附会，“说到底，就是不相信也不愿面对常情，患了诗论比兴寄托的心理障碍，不能以常人的心态去理解词了”。这番批评不可谓不尖锐。识出常情，就是回归生活本身，回归文学本身。“情”是文学的原动力，人之常情则是文学能为人所领悟的根本。作为文学文本意义的先觉者，学者们应该比一般的读者更为敏感，更为动情。他应该知道，也应该阐明，那些旷世的经典何以感动了历代人心，他要机敏地抓住那个情动之处，明明白白地讲给普通的读者，使他们能够真正地走进经典，也使我们的经典在传播中显示出延绵不断的生命力。

　　詹福瑞先生所说的“浅”，在我看来，有两个意思：一是不牵强，不附会，不杜撰，不臆测。二是要做为了读者的平易之论说。选文中，胡适的《〈西游记〉考证》和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杜甫之博爱襟怀》两篇的“浅解”最是有趣。胡适做《西游记》的考证，不是为了“甚解”，却是为了证出一部西游无非滑稽小说，娱乐之作，“他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必深求”，他并不打算考出作品的深，却一味要考证出作品的浅，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汪静之的文章亦是一篇大胆真诚的“识浅”之作。他分析诗圣杜甫的博爱胸襟落到一个极直白的“饿”字。是饥饿这种最为原始的最为切身的体验，成就了子美的诗篇和博爱。他不深说诗圣的博爱来自儒家的“泛爱众”，也不深说诗圣的伟大源于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却只是“浅解”为生活的体验和慈悲的同情心。解得虽然浅，却真切有力，不能不说是一篇上乘论文。

　　所谓的不牵强，不附会，不杜撰，不臆测的“识浅”，实际上是关涉到一个对文学本质的理解问题。正如著者所总结的那样，研究者对文学的理解偏差是文学研究中过度求解的重要原因之一。“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强调文学所表现的激情，忽视文学所反映的个人生活和情感，忽视人间常情。于是调动起了研究者的积极性，非要掘出深刻的思想意义不可，深怕止于个人生活，止于常情，贬低或缩小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之所以研究者将文学作品的价值与阐释的深浅建立必然联系，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文学作为艺术去欣赏去体验，也没有把阐释看做是文学的阐释，更没有认识到阐释的深浅应与文本的真实相关联。他们隔离了文本与阐释，也隔离了阐释与真实。

　　当一种文学的阐释不能真实地呈现甚至歪曲文学本身的时候，那些手捧经典渴望解读的大众读者该是多么茫然。经典不是学者的专利，研究者也无权滥用解读的话语权，但一般读者以直觉感受着经典，却发现他们的结论与敬仰的大师们大相径庭，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文学研究的价值？恐怕不仅仅是郁闷，甚至还会有嘲笑吧。如果研究者失去了权威，那么大众文化中的某种力量也会迅速将经典游戏化甚至瓦解掉，因为它缺乏正确的引领与提升，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哀吗？这样看来，詹先生的这部著作是极有意义的警示。在前言中，他有一段非常诚恳的论述，现摘录如下：“文学研究应该为读者阅读作品提供帮助。古代文学距离我们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远，它们就像天空的星斗，眨着神秘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既亲切又陌生。研究者对于历史背景的描述，对于作家生平事迹的梳理，对于书中涉及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的注解，甚至就是难字难词的注释，都会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但是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也许更欢迎更需要古代文学研究者站在他们相通的起点，带他们走进作品，共同去体验作家的喜怒哀乐，去感受作品的美。一般读者需要的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通的同情之理解，与他们的接受相适应的平易之论说。研究者对于作品故作高深的过度阐释，不仅会对读者正确理解作品发生阻隔，甚而至于败了读者的阅读胃口。想想看，除了少数学者，有谁耐烦去到西游记中体验什么禅宗心法、金丹妙诀？去到诗经里寻找什么美刺之义？所以，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并不是研究得越高深越偏僻越好，而是越贴近作品的实际，越贴近生活的实际，越能被接受，越发挥更大的作用。”

　　恕笔者不才，在这篇小评的最后，想追添一笔蛇足。虽然詹先生以“不求甚解”为书题，但选文和评论中却也可见，此方法并非全部的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或态度。笔者更愿意认为，这个“不求甚解”的提法主要是针对当下学界的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以脱离文本为弊病的过度阐释现象的一记反拨。如果从整个学术史来看，阐释逐渐走向过度是一个必然，之后的回归文本也是必然。显然，这种必然性不是著者的矛头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