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识小》，陈子善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0.00元

　　《边缘识小》所收大多为陈子善2004年以来的书话、随笔。所谓“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可以理解为不走中心路线，从侧面来切入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也可指书中所谈不是现代文学史中的热门话题，而多是一些处在边缘，长期被冷落、忽略甚至遗忘的人、书、事。所谓“识小”盖话题多细小琐碎，探研“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说到这里已可大概统略全书旨趣：关注具体而琐碎的细节。

　　《边缘识小》分“史实抉微”和“港台书缘”上、下两辑，各收文16篇。上辑谈人谈书，关注的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边角细料”，如闻一多集外情诗的辨析，傅雷早期佚文的发现，萧伯纳上海之行始末的探究等。下辑以港、台文学书旧版本为话题，涉及聂绀弩、钟鼎文、易君左、曹聚仁、潘柳黛、黎烈文、顾一樵、孙陵、叶灵凤、高伯雨、胡适、苏雪林、赵元任、周作人、林语堂、徐迂、夏济安等，写作也是从小处着眼。

　　开篇《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是篇讲演稿。现代文学史上的“签名本和手稿”，早已为爱书人和收藏家所追捧，然而大多是图着一份风雅或目的在于投资，于其研究上的实在价值和意义则不甚明了。这篇讲演稿对“签名本的涵义和类型”、“手稿的定义和价值”、以及“签名本何时出现”等附佐实例详尽梳理，最后提出“重视‘手稿学’研究”的严肃课题。这里有一个细节，陈先生为说明重视“手稿”研究的必要性而举刘半农编选的《初期白话诗稿》为例，该书为刘半农选辑所藏李大钊、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沈兼士、陈衡哲等人在《新青年》时期写的新诗手稿编成。既是手稿，循着常理想来当是作家自己手迹，但是如果这样认为就不会有这么一个细节发现：其中收录的鲁迅两首诗，经陈子善辨析并非鲁迅的手笔，而是周作人所代抄。“如果你没看过手稿，又怎么会知道？而且从代抄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兄弟俩关系非常密切。鲁迅的文稿，他没有时间便由周作人代抄。我由此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作者的手稿应认真研究。”这确实“不仅是有趣好玩，而且还有很严肃的学术和文化意义”。

　　《香港〈大公报〉载鲁迅书简考》别于其他文章，是写于1981年的旧作，此前多次漏收，“此次补入以示‘不悔少作’”，文章源于1939年10月18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在“鲁迅先生三年祭”特辑中发表的一封略去收信人，落款缺少年份的鲁迅佚信。1976年人民文学版《鲁迅书信集》和1979年文物出版社《鲁迅手稿全集》收录此信时均含混不清，前者编者推测信写于1935年，后者则编在1934年部分，而收信人均付阙如。陈先生从信件本身找线索，依据信中一句“此刻是一定都被封在店里了”，联系时代背景推断信是写于1935年，而其进一步论证则更见“精妙”：从此信所用信签以及鲁迅先生写信用签习惯，考证出“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四日无疑”；日期确定，收信人则只需循着《鲁迅日记》即可推出。“时隔四十二年”的“迷案”豁然清晰。整个过程有如清官断案，从一个很小的线索，顺藤摸瓜，一步步走向“真相”。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二》谈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方法时，说“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这话用在陈先生身上也熨帖合适。

　　一篇篇文章就是一个个具具体体的实例，叙说着“细节”和细致的不尽深意。专注于细节，细致于细节，这是《边缘识小》之识小，也是拜读“陈书”的一大受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