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抉微》，钟锦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29.80元

　　起初，看钟锦的《词学抉微》，我想起一个人：王船山。船山是学人，文章武人；不似辛稼轩，原本武人，词章学人。看他评诗，就觉有兵气。他贬抑唐诗，其《古诗评选》与《唐诗评选》并置，前何巨而后何细！无声的表态，也许更有力？又于三曹父子中，独独指摘最有名的曹植，说他“篡名”如其父之“篡祚”。又称著名的《子夜歌》“倚门妆气，扑人欲倒”……。我想，船山心中一定有股不平之气，所以笔下风鸣镝。钟锦性情中似乎也有这样的波澜。也许，学者的性情原本就应当有这样的波澜。他有两个观点，惊涛拍岸：其一，在重新辨析“诗言志”的本意之后，他提出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没有言志，文也未能载道，古典文学的传统理想“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统统成了失踪者。其二，词，这个在诗文传统中一直被看作末技的体裁，恰恰最适于表达真正的“志”与“道”，于是那种失落的理想就保留在了词体之中。如果说船山的见解不同凡俗，钟锦的就是颠覆。前者，不过是常识的对立面，常识依然是他的假想敌；后者则完全跳出常识之外，径自言说无端崖之辞去者。

　　难道这是位好作惊人之论、以炫俗子之目的作者？果真如此吗？我有点迷惑了。书中的钟锦似乎并不追求自成一家之言，我分明看到了康德式的理想。康德对哲学是有企盼的。他曾感叹哲学家们因为尚未明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所以在“任意设想出来的事业中，就各人自以为在自己的途径上得到的发现，他们总是彼此争执，不能一致。结果就是，他们的科学一开始就为局外人所蔑视，而到最后，甚至他们自己也轻视它了。”两百年过去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也许从未有过起色，其实当年他已开出药方：哲学家应当立足于人类自身的心灵机能展开研究，形而上学的战场才能一扫混乱。这才是康德对哲学最伟大的贡献：不是他的理论，而是其理论得以可能的方法。作者对词学也有同样的企盼，他从康德那里借来同样的方法——是的，是方法，绝不是理论，他倒没有买椟还珠。我甚至觉得，他借康德的方法已经成了正果。在他的论述中，各种词学理论不再争执，而是各自都有准确定位：雅词论者和浙西词派的理论是对词体中艺术美的思考，强调词体韵味的说法和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对词体中自然美的思考，比兴论者和常州词派的理论是对词体中德善之美的思考。当然，这其中没有他自己。

　　作者导师叶嘉莹先生序中说此书：“处处可以见到他对古人诗词读诵有得的融会贯通的光芒之闪现，决非一般由电脑搜集材料来撰写论文的著作之可比拟”。然而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这些光芒之所以闪现，我以为这应该归功于作者分析问题的立足点。作者剖析江西诗派与姜夔的关系：黄庭坚的艺术出自对共通感的敏锐把握的天才，姜夔的艺术则依靠知性对审美范型的熟练摹仿。他解析词人：秦少游的含蓄只是感情因无利害而显得纯粹，周邦彦的含蓄则是源于意志力量的至正至大。“天才知性感情意志”，无一不是心灵机能，也算其道一以贯之了吧。我以为这样的视角似乎比传统印象感悟式的评论更为探本，这依然是康德式的。

　　可是，如果此书仅仅停留在艺术分析上，就算引入了康德的研究法，也只是辞章之学流连光景而已。毕竟学问当以成德之学为根柢，在德行面前，艺术立刻显得轻薄琐碎。有人讥笑康德艺术鉴赏力不高，又当如何？不高，也不必高，康德的世界里已经有了最高：德性。这才是大学者着眼处，王船山、康德概莫能外。在这一点上，作者同样没有别树一帜，越此樊篱。词体中的德善之美他看得最重，也因此特别区分了道德与伦理：前者出于我们内心良知的自律，后者不过是外在的他律。有时，我会叹服作者甄别德善之美那样准确而严格，王沂孙与贺铸就被他指为不够纯粹。我还发现，他分析辛词因人格胸襟而来的沉郁，用的竟是一首极少见的《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少日尝闻：“富不如贫。贵不如贱者长存。”由来至乐，总属闲人。且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岁晚情亲，老语弥真。记前时劝我殷勤：“都休P酒，也莫论文。把《相牛经》，种鱼法，教儿孙。”《行香子》这样的词牌，他人写来总是流于轻浮，无非“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之类。不是稼轩，不知《行香子》原来还可以这样写！不是作者拈出，又怎知稼轩这样写了《行香子》！他是以词存词，不是以辛存辛，所以世人熟知的倒刊落了。我想，正是因为这份心中默契，他分析挑选这些表现纯德之美的词作才如此具眼吧。

　　难道作者的闪光之点，恰恰源于不求自成一家之言？这是《词学抉微》留给我最大的思考。